文/幽窗冷雨

　　《我在伊朗长大》夹杂着独特的失落与伤感，它反映出被西化以及世俗化的伊朗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微妙的失望和孤独感。导演文森特·帕兰德和玛嘉·莎塔琵用黑白动漫勾勒出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世界，他们既保持了人物描述的单纯和简洁，又让影像在沉重忧郁中透出难得的幽默和温情，战争、死亡、政治迫害、离别伤痛等等，被一种舒缓绵长的曼妙深情消解，重构的历史和想入非非的个人生活终究化作挥之不去的永久乡愁。影片画面富满伊斯兰特质，导演利用花卉、蔟叶、人体轮廓或者独特的几何图形，构建起一种直线、角线或曲线交错的、有别于主流动漫风格的画风。音乐上主要采用类似伊斯兰乐曲的单音音乐，以单线进行的旋律为主，辅以必要的修饰，独特的弦乐器演奏，配合钢琴、横笛缓缓展开，透过其间，一个去国怀乡者满怀深情的哀愁和咏叹跃然纸上。
　　影片取材自导演之一，玛嘉·莎塔琵同名自传性漫画。作为一个漂泊异乡的伊朗知识分子，同时作为一个目睹自1979年以来伊朗政治文化变迁的女性，她对伊朗这个国度表现出奇特的爱恨交加。一方面，这片国土留下她童年的回忆、家庭的温馨和文化认同，是她永恒的归宿和根源；另一方面，这个国度又让她备受伤害，战乱纷呈、亲人死去、自由受限，直至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忍受其他文化人们的恶意揣度和猜忌。革命、战争看起来都毫无意义，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岌岌可危。随着工业革命而崛起的基督文明和西方文化横扫全球，影片中随处可见的西方流行文化即是例证，欧美品牌入侵、流行音乐特别是朋克音乐风生水起，ABBA和Iron Maiden都是年轻人所耳熟能详的乐队。面对这一切，当局如遇洪水猛兽，在他们看来，这些是导致伊斯兰文明衰落和分裂的物象，西方文化就是片中那幻化为骷髅的自由女神像，它们如当年十字军东征般恶毒。非伊斯兰价值观念、文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冲击，让传统社会结构和家庭、部族关系都产生动摇。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人们思想意识发展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就如同片中人们看到电视里日本歌伎时满怀不解，看到电影中肆虐杀戮的哥斯拉时愤怒非常，这一切都非其他文明的人们所能够理解的。
　　与佛教和基督教文明不同，穆斯林生而为穆斯林，他们没有选择权力，去不去寺庙做礼拜，只是区分穆斯林好坏的标准，而非区分是否为穆斯林的标准。伊斯兰文明一贯崇尚政教合一，宗教影响到他们的一切，包括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人际关系。20世纪初伊朗推动立宪运动，后来又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发展，左翼运动蓬勃发展。影片中共产主义者阿鲁什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参与策动阿塞拜疆的西尔哈棉省独立，到后来漂泊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被巴列维专制政权监禁，最后被伊朗革命政府绞死，他每时每刻都显得如此不合时宜。阿鲁什实际上象征着伊朗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和困惑，追求西方式民主自由看来并不能使伊朗摆脱困境。巴列维政权推行全盘西化的“白色革命”并未让伊朗变得真正富强起来，相反，工业化造成大部分人流离失所，这成了该政权覆灭的祸根。穆斯林陷入迷惘之中，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宗教意识的淡漠和忘却，归咎于世俗化和现代化。带着此种不满情绪，他们希望从早期的宗教教义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把解脱现世的苦难和民族振兴的理想寄托于伊斯兰教的复兴。于是，伊朗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霍梅尼政府上台，重新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国度，但这显然也非人们所期盼的结果，满怀希望的知识分子再次受到打击，阿鲁什以为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即将来临，结果却再度被捕入狱，并且被判了绞刑。那两只送给玛赞的天鹅，成了阿鲁什一辈子难以实现的自由迷梦。
　　革命伴随着解放的梦想，而人们迎来的却是原教旨主义者严酷的教义陈规，妇女重新披上头盖、禁酒令颁发、西方用品被禁，人们生活恍若回到远古，片中玛赞在街头偷偷购买朋克录音带被抓的场面令人难忘，两个披着黑色长袍、蒙着头盖、形同幽魂的妇女与玛赞纠缠不清的细节，是影片最辛辣可笑的一幕讽刺。“一个品行优良的女人，是一个在男人直视自己的时候懂得回避目光的女人，抬头是一种罪恶，要受到火刑的处罚。”新政府如此告诫妇女们，然而现实无法压抑内心的躁动，在男女见面时那一幕幕违反教规的回眸一笑，成了对法令最好的抗议。这种法令看似恢复伊斯兰原有教义，实际上却是男权社会对女性一次变相奴役，正如同玛赞的质问：“我们的宗教是为了掩盖我们的生理特征呢？还是只是为了与时尚作对？……看看那边的男性，他们可以穿任何衣服，留任何发型，而且他们穿着紧身裤，我们都能看见他们的下体，为什么作为女人的我们，就做什么都不可以了呢？是不是作为男人就有不遵循宗教的特权呢？”这才是症结所在，大众复兴伊斯兰文化的梦想，成了政客们牟取私利的工具。他们说新政府成立后没有政治犯，而玛赞不解，“我的叔叔在沙赫统治下被关进监狱，但是这个新政权绞死了他，您跟我说现在没有政治犯了，您怎么解释在沙赫统治下的3000政治犯，变成现在的30万呢？您怎么能这么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呢？”
　　由此看来，不管政治气候如何变迁，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梦想注定幻灭，在这个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的世界里，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注定徒劳。专制之下，腐败滋生曼长，所有政治罪名，都无非敛财借口和生存需求。玛赞说，“在沙赫（伊朗国王）逃离国家后的几个月，这个国家仿佛来了一个大转变，所有人都变成革命者，所有人都成了对抗沙赫的革命者，我们邻居（玛赞）家脸上那块因意外造成的伤疤，突然就变成因战争而造成的伤痕。在我们校长的带头下，我们把课本里所有关于沙赫的内容都撕掉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仿佛来了一个大转弯，昨天还是国家公敌的人，突然成了民族英雄了。”一切如同游戏，普通大众不过是被任意摆弄的棋子罢了，玛赞的父亲评价两伊战争时叹道：“西方国家把武器卖给战争双方，我们都被卷入了这个愚蠢的游戏中，八年毫无意义的战争，整整一百万人丧生，他们的死亡没有任何意义。”
　　在伊斯兰的教义中，信仰是建立在服从和执行上，而非质疑。如同影片中玛赞幻想中的真主所说，“你要相信我是绝对公正的，判断不是你应该做的事，你可以做的只有原谅。”但这些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下的人们还是开始躁动不安起来，在严格的政治监控之下偷偷地举行舞会、饮酒、穿时尚服饰，这些在西方人眼中习以为常的生活，在此却可以造成致命结果，那个逃避警察追捕的男人纵身一跳，跌落于高楼之下，命殒当场，这就是现实。玛赞在阿鲁什死后终于产生了对真主不该有的质疑，而这一刻，她注定要终生被放逐。
　　十四岁时，玛赞被父母送往奥地利上学，在那里，她经历了另一种绝望。当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中时，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个局外人，融入群体如此艰难，西方人迥异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让玛赞难以适应，电视里播放的谋杀案是如此陌生，纸醉金迷的生活是如此空虚。好不容易迎来的第一份爱情，却发现那只是个懦弱的同性恋者，文化隔膜导致的猜疑和误解，成了她永远的无法摆脱的梦魇。不断流浪，不断迁徙，万家灯火的圣诞节里，独自对着电话彼端的父母浅浅哭泣。多少年来，自以为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真正面对时才发现一无所知。按照玛赞奥地利同学的说法，“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是徒劳，生活本身就毫无意义，当人们开始注意这种空虚的时候，他们就无法生存了。”这就是西方人的醉生梦死的价值观，这样的社会难道就是伊朗知识分子一直所梦寐以求的完美社会？此刻政治理想彻底破灭，转而缅怀起家庭的爱与温馨。或许，只有家才是一个人心灵永远的归宿，亲人才是一个人灵魂永远的港湾，困难时相濡以沫，失落时不离不弃。玛赞的奶奶是一个关于人性与责任的意象，在那个随波逐流、盲目跟风的世界里，她象征着知识分子最后的良知，即是“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表里如一”，艰难也好，困境也罢，有了这种信念，人才有生存的理由。第一次出国时，玛赞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伊朗人。再度漂泊时，她坦然面对。
　　的士司机：“您是从哪里来的？”
　　玛赞：“伊朗。”
　　一切嘎然而止，那一刻，只有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