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集对原著的改编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福尔摩斯和伯爵夫人的互动、华生对嫌疑人霍纳的救助，以及最关键的——福尔摩斯对帽子主人身份的推理，这点尤其值得一提，所以放到最后说。还有一些细节上的改编，比如福尔摩斯邀请华生一起去听阿德勒的演唱会、福尔摩斯亲自记录罪犯的自白并让他签字画押留作证据等等，在此不做讨论。

在本集开始，伯爵夫人亲自到贝克街找福尔摩斯破案，被他拒绝。虽然伯爵夫人的极度傲慢让福尔摩斯背过身去狂翻白眼，但他表面上的态度一直很好，反复解释自己不接案子的理由，甚至在伯爵夫人最后愤而离去的时候还想挽回一下双方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版本的福尔摩斯性格非常温和，或多或少带有演员本人的印记。与此呼应的是，本片结尾，福尔摩斯又亲自带着发现了蓝宝石的门警（这位演员后来在Granada版的《蓝宝石案》中又版演了Henry Baker，和这个故事缘分不浅）去伯爵夫人那里归还宝石、索取赏金。“我不爽，但我文明地拒绝顾客”

伯爵夫人冲出贝克街的会客厅时将华生撞倒在楼梯口。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把华生塑造得萌蠢笨拙的手法，比如这集后面还有华生记错人名、走错方向等等。把华生直接塑造成丑角真的OK吗？？？

我一直觉得Peter Cushing和电视剧版华生的演员Nigel Stock之间毫无搭档应有的化学反应。顺便说一下，有些观众觉得Hammer版《猎犬》里扮演华生的André Morell气场太强，与大部分华生的形象截然不同，我倒觉得André Morell跟气质内敛的Cushing版福尔摩斯恰好能互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Hammer版《猎犬》里的一个有趣的原创细节：福尔摩斯一击打开了亨利爵士肩膀上的毒蜘蛛之后，华生马上说：“交给我吧”，言下之意就是他觉得自己比福尔摩斯更适合处理这种棘手局面，言语自信、态度冷静。

回到BBC版《蓝宝石案》：虽然我不喜欢这个系列对华生的塑造，但是这一集本身对华生这个角色还是很友好的，不仅展示了他的观察和思维能力（见下文），还展示了他作为医生的仁心仁术。电视剧增加了嫌疑人霍纳被看押后自杀未遂，警察局请华生去救人的情节。华生在观察了霍纳的行为和听取他的陈述之后，判定他不是真正的罪犯，主动伸出援手——这段情节可能是本系列电视剧中华生的少数高光时刻。

福尔摩斯根据门警送来的帽子推理其主人身份是《蓝宝石案》原著中的核心部分，在这版电视剧中，这段戏也占了很大篇幅，而且编剧还在原著的基础上设计了内容更丰富的对话，甚至安排了一处讽刺意味浓厚的反转。

在原著中，福尔摩斯判断帽子的主人是知识分子的理由是帽子很大，说明戴帽子的人脑容量大，所以此人很聪明。根据现代医学，上述说法并不成立，所以编剧也安排剧中的华生指出了这点，不过编剧又马上借用原作中的另一个细节把福尔摩斯的推理圆了回来：帽子上的细灰表示此人是个坐书斋的，再联系到他曾经经济状况良好、富有远见，那么他还仍然很有可能是知识分子。

至于本该收到鹅的“Henry Baker太太”，原著中的福尔摩斯直截了当地根据帽子上的“H.B.”缩写判定她就是帽主人的妻子，而电视剧中的华生则进一步追问他“Henry Baker太太”有没有可能是名字缩写为“H.B.”者的母亲，福尔摩斯解释说：假如母亲还能吃得动鹅，并且和儿子住在一起，那她肯定不会眼看着儿子戴着脏兮兮的帽子四处乱跑，何况“H.B.”本人人到中年，与老母同住的可能性不大，所以“Henry Baker太太”多半还是他的妻子。

到此为止，电视剧为福尔摩斯的推理而编织的逻辑链条显然要比原著更严密，但是后续剧情显示，他的推理仍然远远称不上万无一失。在原著中，应广告而登门的Henry Baker完美地印证了福尔摩斯的推理内容，进一步巩固了福尔摩斯的神探形象；到了电视剧中，帽子的主人却名叫Harold Baker，“Henry Baker太太”则是他已故兄弟的遗孀，他送鹅给她是表示慰问。对此，剧中的福尔摩斯露出了罕见的吃瘪表情，而这个表情或许也属于在屏幕之外将福尔摩斯奉为神明的你我。推理失败之后

我觉得这个细节改编很有深意，并不仅仅是对本片主角的揶揄那么简单：在柯南·道尔的众多故事中，逻辑链条通常是确定的、排他的，“H.B.”和“Henry Baker太太”之间的关系必然是落魄的丈夫和心灰意冷的妻子，然而现实生活却是存在着无限可能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在你我的世界里，“H.B.”和“Henry Baker太太”的关系可能无限复杂，甚至可能与逻辑没有任何关系——比如“H.B.”在酒馆里误把别人要送给“Henry Baker太太”的鹅当成自己的鹅拿走了，等等。面对这种偶然性，纵然你我有福尔摩斯般的观察力和智力也无法做任何有效推理，但是这种偶发事件在生活中难道不常见吗？

在我看来，BBC版电视剧的编剧通过这个细节表现的是现代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迷信逻辑的乐观主义态度的质疑。一些记录片和Stephen Fry等资深福学爱好者都曾指出，福尔摩斯这个角色之所以能在十九世纪末的欧美世界广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他的出现给了身处变化剧烈的工业化社会的前现代大众一种稳定的感觉，让他们相信理性和逻辑能给混乱的世界带来秩序，能为一切看似迷乱的现象找到解释。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人（包括现代作家、读者）却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就其本质而言正是纷繁复杂、充满非理性因素的，构成它的并不总是柯南·道尔笔下那些明晰的因果关系。举例来说，瑞士著名作家迪伦马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写了一部著名的反侦探小说《诺言》——主要情节是犯罪分子在落网之前意外死亡，于是神探再也无从验证自己的推理是否正确，最终精神崩溃——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看似荒诞的作品的副标题正是《侦探小说的挽歌》，很显然，迪伦马特完全无意承继柯南·道尔等人的衣钵，继续宣扬理性与逻辑的胜利，而是要借着侦探小说的外壳写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的寓言故事，告诉读者真实生活远比神探必然能破案或者神偷必然能脱身的那个理想中的前现代世界复杂得多。而BBC1968年版《蓝宝石案》的编剧似乎也表露出了类似的意识，没有把福尔摩斯塑造成算无遗策的全知全能者。

我以前对友邻提过，虽然BBC六十年代版福尔摩斯电视剧的总体制作较为简陋，但是他们的一些编剧很有想法，显然经常思考原著里的情节漏洞，改编后的推理过程有时也比原著更严谨。跟问世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Granada版电视剧（至少是前几季）相比，BBC六十年代版对原著的态度似乎具批判性、更具现代意识，并不觉得原著是神圣不可更动的，这种差异可能也体现了两批改编者的不同自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