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原是一位追逐财色之利的“市井小人”，他巧妙地利用婚姻、金钱等关系谋财娶妇，发迹变泰，成为地方一霸。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因一人写及一县”，通过形形色色家庭的流变真实地揭示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崛起，促进了封建贵族阶级的腐朽衰亡以及封建宗法政权的解体，预示了晚明时代的变革。

很多人在看《金瓶梅》的时候，被情色描写迷住了双眼，殊不知情色只是《金瓶梅》世界的表象，看得见的色情里，其实暗藏看不见的“天理”变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法性的地主豪绅、达官显贵向来就是封建皇权的基础，国家的柱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宗法制度被视为万古不易的“天理”。

到了晚明时代，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市民阶级的发展壮大，商品经济的冲击，进而促进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分裂解体，预示着一场“天理”变化。

而晚明时代出现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分裂则是一场代表市民利益的新兴阶级与腐朽的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的斗争，本身带有变革的意义，两者的性质不同。

“天理”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商品经济、金钱关系的支配利诱之下，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沉沦已成为普遍的现实。

《金瓶梅》中所描写的蔡京集团就是这种腐朽势力的代表。事虽假托宋代，实为明朝嘉靖年间严嵩集团腐朽本质的写照。


作者笔下的蔡太师则是封建腐朽势力的总代表，在他的权力控制之下，封建等级关系、法律效应已完全失去制约能力，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朋比为奸，层层贪污，层层贿赂，穷奢极欲，相率成风的腐败现实已成为末世王朝的腹心之疾。

因而，社会危机日趋严重，政治陷入瘫痪，结果是“职业尽弛，上下解体”，机器运转失灵。

同时，他们的贪婪淫奢之风像瘟疫一样渗透了整个社会，正如堵允锡所说：

“冠裳之辈，怡堂成习，厝火忘危。膏粱文绣厌于口体，宫室妻妾昏于志虑，一簋之费数金，一日之供中产，声伎优乐，日缘而盛……于是有纨绔子弟，益侈豪华之志以先其父兄，温饱少年亦竞习裘马之容以破其家业，挟弹垆头，吁庐伎室，意气已骄，心神俱溃，贤者丧志，不肖倾家，此士人之蠢也。”

像严嵩之孙严绍、严鹄“一年尽费两万金，倘若多藏无可用处，于是竞相穷奢极欲”。

可见，在他们的风流影响之下，其子孙竞相效尤，并且超过乃祖，至于倾家荡产，借贷典质，已成为社会普遍现实。


所以何良俊曾惊呼：

“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然不到五六年间，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此四十年间事。然此十万之业，子孙纵善败，亦安能如此之速，盖若天怒而神夺之然。”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封建统治阶级腐朽衰败的现实及其根本原因。

其二，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的变化，部分士绅阶级抛弃举业，甚至放弃官爵，理直气壮地走向“商贾之道”。

如《醒世恒言》第十七卷《张孝基陈留认舅》中的老尚书，虽“家财万贯”，却看破了读书中举的传统观念，将工商业列入与士子平等的地位，还公开教导儿子从事工商业活动。甚至明代的“楚王宗室”也“错布市廛，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以致“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

在商品和货币的支配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趋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正如顾炎武所说：正德至嘉靖初，已经是“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

到了嘉靖末至隆庆间，则是“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到了万历时，则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可见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之下，士绅阶级观念改变，竞相遂利已成为社会的时尚。而《金瓶梅》正是通过西门庆谋财娶妇之道揭示了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