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百年电影英雄第一 2003年，美国电影学会评选出电影史一百年来的50个英雄和50个恶人，1962年的影片《杀死一只反舌鸟》中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饰演的律师阿提克斯•芬奇，成为电影百年史上的第一大银幕英雄，力压詹姆斯•邦德和印地安纳•琼斯。派克曾声称他最喜欢的片子是《罗马假日》，但他又说，只有《杀死一只反舌鸟》才“最接近他的内心，是他演艺生涯中的高峰。” 影片故事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芬奇是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梅岗镇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律师，出身中产世家，妻子已经去世，他在黑人女佣卡布妮亚的帮助下，照料着一双儿女：杰姆和斯科特。芬奇沉稳睿智，幽默风趣，为人正直，充满道义感，经常不计报酬地为穷人主张权利伸张正义。坚定的平等信念，更使他成为小镇上为数不多的反对种族歧视者，不计个人安危地坚持并致力于种族平等。黑人汤姆•鲁滨逊被指控强奸了一名白人女子，芬奇受地方法院委托，出任汤姆的辩护律师。这在种族歧视十分普遍和严重的年代，有着英雄般的光辉。当然，他本人及家人都成了种族主义居民发泄愤怒的对象。 派克2003年6月11日去世，《纽约时报》在他的讣告中称：“派克和芬奇是一个完美的混合体”。派克本身就是一位同情黑人民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得知《杀死一只反舌鸟》的导演罗伯特•马利根“芬奇”的人选是他时，他高兴地说：“我乐于从命。我觉得自己不用费很大的劲就可以和角色认同，不用任何表演就可以置身于芬奇的地位。同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完全认得那两个孩子。”的确如此，影片中很难找到派克表演的痕迹，他就是律师芬奇，他就是杰姆和斯科特的父亲。 2、小说《杀死一只反舌鸟》 （《To Kill a Mockingbird》） 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妮尔•哈珀•李1960年发行的小说《杀死一只反舌鸟》。小说甫一出版便获得巨大成功，并成为美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次年，该作品荣获普利策小说奖。阿提克斯•芬奇，被认为是种族正义最不朽的小说形象。 《杀死一只反舌鸟》对美国宗族主义，包括种族、阶级和宗教有着洞若观火的描述。事涉种族歧视与滥判无辜的严肃议题，文风却风趣幽默、纯朴和暖。极大原因得益于小说的儿童叙述角度——芬奇的女儿斯科特——其视角和语言的儿童化，使得这个故事的进入门槛不高。斯科特性格活泼，毫不多愁善感，是一个很棒的讲述者，她伶牙俐齿，口若悬河，还带着稚气的幽默。随着情节的深入，故事逐渐变得深沉和沉重，特别是通过对梅岗镇种族不平等者们的对抗和野蛮渲泄的描写，作品的社会批判性得以突显。作者哈珀•李虽然隐在小姑娘斯科特身后，把理解和结论的空间交由读者，但其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无疑是勇敢直面的。汤姆在被问到既然无罪为什么还感到害怕时，他说：“如果你也是像我这样的黑人，你也会感到害怕的。”——黑人就等于罪恶。现实是现实最强有力的批判者。“假设，最坏的假设：所有黑人都撒谎，所有黑人都不道德，都不可信任，连女人也是，那这个社会就彻底失去了平等。”芬奇在法庭上痛心地说。他恳请检察官和陪审团尊重事实、维护人类和法律的尊严与平等，让法庭——国家最重要的天平，不带偏见地对每一个人平等，“以上帝之名，尽你们的责任；以上帝之名，相信汤姆！”但显然，芬奇一己之力，撼动不了制度的固疾、偏见的大山。 在英语系国家，《杀死一只反舌鸟》常被纳入学校教材中，大概是二十世纪美国最广为阅读的有关种族主义问题的书籍。 3、“反舌鸟”、“鹣鸟”、“知更鸟” 《To Kill a Mockingbird》中的“Mockingbird”，拉丁学名为：“Mimus polyglottos”，中文名“小嘲鸫”，或称“反舌鸟”、“模仿鸟”。主要活动于美国德州附近，以及加拿大、加勒比海区域，是一种善于模仿各种声音的鸟，所以芬奇说反舌鸟只是用“它们的心唱歌给我们听”。年轻时芬奇是个神射手，他忠告用气枪打鸟的孩子们：“鹣鸟（bluejays）你们尽可以打，但是要记住，杀死反舌鸟则是一种罪过。”　鹣鸟是北美很常见的一种鸟，通常被认为是残忍的害鸟。 　 从比喻意义上理解，“杀死一只反舌鸟”，便指杀死无辜的人。作品中的“反舌鸟”，既指亚瑟•布•拉德力，也指汤姆。前者在小说和电影中都很少露面。传说中他被残暴父亲毁容，形貌恐怖，昼伏夜出。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布就是“恶魔”的代名词。但布除了不断地在一个树洞里给孩子们放置各种神秘、陈旧的小礼物，还为杰姆缝补裤子，在鲍伯•尤厄尔报复伤害斯科特和杰姆时，奋不顾身出手相救。汤姆原本是一个在种植园工作的诚实黑人，乐于助人，却被诬陷犯有强奸罪。庭审中，芬奇证明汤姆左手自小伤残，根本没有能力对梅亚拉施暴。通过庭审，实情其实已经昭然若揭：梅亚拉勾引汤姆未遂，被父亲鲍伯发现，挨了父亲一顿痛打，然后反诬汤姆。尤厄尔一家是镇上最贫穷的白人家庭之一，鲍伯又是个酒鬼，几乎是小镇的人渣代表，但他们是白人，就可以在没有医学证明的情况下，轻易诬告一个黑人。汤姆被判有罪，对上诉绝望，逃跑时被射杀。这只“反舌鸟”的命运，将种族歧视政策的黑暗暴露无遗。因肤色获罪和丢命，无疑是罪恶吞噬良善无辜。 不少中文版本中，把“mockingbird”译为“知更鸟”，是误译。　 4、黑人民权运动 刘瑜在《民主的细节—美国的“四项项基本原则”》中写道：“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伤疤，美国政治最大的伤疤之一，是它的种族主义问题。”种族主义可以说是美国最严重的罪恶，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黑人在公车上还必须把前面的座位让给白人。1955年在蒙哥马利市，黑人就以全面罢乘来反对公车上的黑白隔离措施。 黑人民权运动的高峰出现在1963年8月，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华盛顿林肯纪念馆前广场，向25万人发表他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 ——金博士不断重复他对于黑人、白人有一天能和平、平等共存的愿景。集会所产生的舆论压力，终于迫使美国国会在翌年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从而结束了美国自立国以来长期的黑白种族隔离政策。 由此可见，在《1964年民权法案》出台之前，出现《杀死一只反舌鸟》这样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其意义何等伟大。一部伟大的作品和一个伟大的时代同生。《纽约时报》的芬奇讣告语中，也提及这部作品和那个时代的胶着关系：“（《杀死一只反舌鸟》）真诚地反对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正，那时，公民权利运动正开始引起全民族的关注。”美国国会图书馆认为《杀死一只反舌鸟》是“文化上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 “反舌鸟”之于美国民权运动，就像一只报时鸟。在派克凭芬奇一角夺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第二年，即1964年，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以《田野里的百合花》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影帝。一黑一白，也将当时好莱坞激进的自由主义政治意图彰显无遗。 刘瑜在前述那篇文章中还写道：“如果大家留心看好莱坞的电影，会发现导演一般不敢轻易把黑人塑造成反面形象……黑人总是代表着一个勇敢，正义、智慧的形象。”哈哈！被“政治正确”约束得谨小慎微的好莱坞导演啊，回看1964年，其实好近。 5、非题外话 作品中的还有一位黑人，芬奇家的女佣卡布妮亚。她受过教育，完全不像一般佣人那样溺爱孩子，她对斯科特和杰姆很多时候比他们的父亲还要严格。而显然卡布妮亚很受芬奇和两个孩子的敬重。 斯科特和杰姆除了直接观摩了庭审的全过程，见证了父亲的缜密、睿智和勇气，更是陪伴父亲经历了这个艰难的过程，一同承受了小镇居民的仇恨和偏见。万圣节之夜，甚至直接成为报复对象。但这都没有扼杀他们发现和欣赏善的眼光、护守正义的良知、直面人之恶和社会之罪的勇气、修正自己偏见的意识。斯科特和杰姆成长的脚步会一步步合上父亲善良、平等、正直、勇敢的步伐。 （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