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1943年，那时，布莱利切公园的密码破译专家们正没日没夜地破解德国密码“英格玛”。汤姆•杰里科，一个存在着诸多问题的工薪阶层数学天才，加入了他们。杰里科因为工作过度以及和克莱尔，一个随和的浪荡女人的不幸恋爱而精神崩溃，他在休养一段时间后又回来了。杰里科急切地希望和克莱尔再见一面，却发现克莱尔神秘地失踪了。他得到了克莱尔室友赫斯特的帮助，开始追踪克莱尔的蛛丝马迹，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随着两人的搜寻变得愈发紧张，他们便不断地打破布莱利切公园的规定和当时的法律。同时，一个高级别的M15特工，威格拉姆还紧紧盯着杰里科，他和杰里科至始至终都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虽然杰里科违反了规定，但由于他破译新密码的天才计划，公园方面还是放了他一马。此外，杰里科和赫斯特还发现英国政府密谋隐藏有关卡廷惨案的情报资料，以防止美国在战争期间动摇和苏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意志。不料，这反而让他们发现一个名叫约瑟夫•布克沃斯基的波兰破译员在得知惨案发生后愤怒异常，准备把布莱利切的秘密泄露给纳粹，以此作为对斯大林的报复。克莱尔的命运直到影片结束还依旧扑朔迷离：她被杀害了，还只是失踪了？我们只知道，她其实是威格拉姆手下的一个M15特工。 电影因为篡改历史事实而遭受批评：除了一些轻微的变动外（例如，布莱利切公园的唯一一个叛徒是为苏联工作的约翰•凯恩克罗斯），电影最大的改变是关于杰里科这个形象的。杰里科明显是传奇人物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一个净化了的版本。图灵是真实的布莱切利公园在破译英格玛和发展电子计算机方面的一个关键人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图灵因为同性恋行为而遭到控告，他被剥夺了参与机密的资格，并接受了残酷的化学治疗，最终导致了他在1954年的自杀。而到了电影里，银幕上的图灵-杰里科不仅坚定地选择了异性恋而且最终克服了他对克莱尔的创伤性迷恋——在最后的场景中，我们看见他和怀上了他们孩子的赫斯特在1946年伦敦的国家艺术馆中相见。【我们都知道图灵用来检测机器能否思想的著名的“模仿游戏”：我们和两个计算机屏幕进行交流，问它们任何能想到的问题；一个屏幕背后由人输入答案；另一个背后则是机器。如果只依据我们所得到的回答，我们无法区分哪个是人哪个是机器的话，那么，按图灵的说法，这就证明机器也能够思想。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图灵第一次的构想的目的并不是要区分人和机器，而是男性和女性。为什么会发生从性差异到人与机器的差异这样奇怪的位移呢？这仅仅是因为图灵的怪癖吗（想想其人尽皆知的、因同性恋所引发的麻烦吧）？根据某些解释者的说法，关键是要把两个实验对立起来：男性对女性反应的成功模仿（反之亦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性别身份不依赖于符号序列；而机器对人类的成功模仿则能证明机器能够思想，因为“思想”最终是排列符号的真正方式。然而，如果该谜题的答案是更为简单而根本的呢？如果性差异不是生物学事实，更是对抗的实在界，界定了人性之根本的话——一旦废除性差异，人类就无法与机器在事实上区分开来——那又会怎样？ 】然而，这样的分析是在我们不禁要称之为“被建构的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运行的，它遵循的是阿兰•巴迪欧对民主制腐败的两种类型（或两个层面）的区分：实际的经验性质的腐败和从属于民主制形式的腐败（后者把政治降低成了私人利益的商谈）。同样地，我们应该区分被建构的意识形态（constituted ideology）和建构性的意识形态（constitutive ideology）：前者是内容层面的篡改和扭曲，后者是为内容确定空间坐标的意识形态形式。【同样地，关于正在美国持续的医保争论，我们应该区分经验性弄虚作假的“被建构”的层面（认为奥巴马的医保改革会促生一个“死亡委员会”的荒谬指责），和对选择自由构成威胁的“建构性”层面（它形成了攻击奥巴马的整个领域）。更不用说本雅明对被建构的暴力（社会上经验性的暴力行为）和建构性暴力（被刻入了社会体制框架的暴力）的区分了。 】为了辨别《英格玛》身上“建构性的意识形态”的轮廓，我们应该聚焦于电影是如何处理两种类型的英格玛（谜）的：德国秘密编码的英格玛和女人的英格玛。无论军事编码是多么地复杂，它们总可以被破译——真正无法破译的英格玛是女人。（在这里，克莱尔和赫斯特之间的裂隙是至关重要的：对一个男人而言，将性关系正常化的唯一方法就是消除作为英格玛的女人，而接受作为正常伴侣的女人。）通过把破译德国“英格玛”的故事重新改编为一个破译女人“英格玛”的故事，电影为叙事增加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剩余享乐：正是这种重新构架维持着我们的享乐，不然，破译密码的工作会在叙事上令我们昏昏欲睡。就是这个特点让电影成为了好莱坞意识形态世界的一部分：如果让苏联来拍同一主题（军事破译）的电影，对“英格玛”的性爱化重构将不复存在（这便是为什么电影会同样地无聊……）。 注：本文来自齐泽克关于好莱坞意识形态退化的论述整理。选自齐泽克《活在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