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死於塞拉耶佛（Smrt u Sarajevu ，2016）從興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乃至於引發二次大戰、民族運動、獨裁主義、納粹屠殺等整整一個世紀歐洲紛亂最早的一條導火線——刺殺事件談起。然而人們從歷史的教訓中學習而成熟了嗎？歐洲人文與理性主義的光輝恢復了嗎？還是，如電影所言，歐洲確實已死？

2、電影中所述的故事，似乎從發生在巴爾幹半島，約莫一個世紀以前開始。這樣的材料看似陌生，可是，實際上我們每一個人離它並不遙遠（我感覺到電影考驗的不僅是導演、編劇對於材料的處理，更加考驗每一名觀眾的能耐與投入程度），試想，中國的政體在一個世紀之前改換，滿族雖是異族統治，然而最後匯流於中華民族的體系裡，然後，中國人又歷經民族自決與對日抗戰的過程，甚至在台灣，軍事強人的政權樹立又瓦解，迎之而來的是民主選舉與媒體的開放與紛亂，省籍情結還在發燒，勞資的抗爭如荼展開……，火藥味不曾間斷，而這些，無一不是我們進入電影內涵的一條同理管道。

3、電影中所表現的恐怖主義不僅在於槍火的持有，在當今的社會裡，媒體才是最具毀滅性的武器：勞工階層想透過媒體的報導爭取福利，資本家想透過媒體來曝光以求周轉利益，對於主張與觀念異己之人，用訪談直播來質疑、用竊聽盜錄取證攻訐。媒體利器在今日作為武器使用，至此，人與人之間非但不存在理性的空間，甚至連基礎信任都蕩失。唯有當媒體不再是武器，回歸平台的中性作用，悲劇才不會反覆釀成。

4、當主播用尖銳的語調、不客氣的態度，對加夫里洛普林西波的同名後人猛烈抨擊的時候，那是一個令人傷心的時刻，是一場以「正義」為名的追殺。電影提出一種報應式結果——加夫里洛普林西波的孫子被刺殺，然後，問觀眾：這樣才善罷干休嗎？（我不禁想起台灣媒體對蔣友柏與蔣家後代經常作出無情的提問。）事實上，那只是將自己限制在過去的經驗與情緒中，自囚為奴，作繭自縛罷了。

5、櫃台女服務員一開始站在崇拜大老闆的資方立場，向罷工的母親抗議，後來當資方的狼爪侵入她的罩衫時，已經沒有同伴站出來幫助她了。德國神學家馬丁尼莫拉那首著名的「起初他們」的字句在我心中響起：

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我保持沉默， 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 當他們抓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我保持沉默， 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我保持沉默，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抓猶太人的時候，我保持沉默，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