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为什么要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导演萨缪尔富勒说：“我脑海曾经突然涌现一个念头：电影有三个主角。一个小姐，一个当线人的女人。三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却身处冷战的第一线。制片方希望拍一部法庭戏，但是我告诉Zanuck，我想要讲述的是有真实对白的职业小偷的故事……”没错，这就是一部三个人的电影。电车上，小偷Skip偷了白衣女子的钱包。而钱包里有一份国家机密的相片。失窃女子Candy实际被赤党雇用的Joe所利用，已经被国安部门盯梢。虽然她本人毫不知情。恼火的警察和赤党双方都开始寻找Skip。而是否能尽快找到他的关键性人物是沿街叫卖劣质领带的老妇人Moe。在Moe的有偿指引下，警察和Candy先后找到了Skip。可是Skip不仅无意向任何一方交出赃物，而且还以此向Candy勒索高额赎金。几经谈判未果，走投无路的Joe准备亲自出马。在打探Skip住处时，先后遭到Candy的和Moe的拒绝。气急败坏下，他开枪打伤Candy，打死Moe。闻悉噩耗，Skip被激怒。开始寻找Joe复仇…… 虽然影片故事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导演本人似乎无意去渲染反共情绪。相反，他仅仅是将其作为一种故事背景去表现。对此，富勒曾说：“其实我不太关心意识形态的东西。影片讲述的完全是奇谈轶事。但是当时的社会确有人相信（意识形态），有人为之卖命甚至去杀入。因此，这些人物形象就可以同故事联系起来。我较少涉及政治，因为那令人厌烦。我对美国还有其他地方的共产党的政治体系根本没有兴趣。此片关注的虽然是间谍，但是这个行当与同掏钱包的没有什么区别。扒手就是扒手，不管他偷的是什么……”以这种淡化但却不刻意回避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导演在影片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写实的同时多元化的。主人公Skip个人行为明显是反主流的。他在用胶片向Candy敲诈时，曾明确说道“你是赤色分子。可是谁在乎？你的钱和别人的没有不同！”“我可以同赤色分子做生意，可我不会相信任何人”。但其他两位主角则是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比如老妇人Moe，平时经常通过向警察“兜售信息”获得好处。甚至不久前就“出卖”Skip给警察。但她最终因恪守不与赤色分子为伍的底线，拒不讲出Skip的藏匿地点，而死在了对方的枪下。毕竟，反共思维在当时那个时代美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片中的角色普遍带有此类思维和观点也是很正常的。虽然无法回避社会现实，但导演并没有因此将主人公最后的英雄行为的产生，随波逐流地归结于其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的觉醒，而是重点刻画Skip作为一个人，在故事进程中的性格上的完善。“他曾是孤单的，他生活在自己的丛林里，自己编制的茧当中。但是突然有人进入他的封闭空间，关心爱护他，甚至为他经受打击。这些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于是他与赤色分子之间冲突，就变成了个人恩怨”。没错，是Moe和Candy的对他的真诚的关爱，融化了他曾经冷漠孤寂的心，粉碎了他的玩世不恭。并最终促使他只身追捕元凶！ 影片的结尾，Skip追捕凶杀一场戏设计的很巧妙。导演没有像很多后来的类型片那样，完全凭主观想像地就将职业是邮差、医生的主人公顷刻间转变为无所不能的美国特种兵。Skip实施的手段充分利用到了他的职业特点。而这即合情合理，同时也很好的照应了影片的主题。在一些辅助性过场情节的处理上，富勒也不满足于简单陈述。而是有意的追求一种独特的风格化表达。例如，凯蒂去中国餐馆打探的消息，招呼她的胖子，一边吃着中国炒饭，一边和她交谈。他似乎漫不经心，自始至终没有看过来访者，只是一味地往嘴里扒着米饭。但实际上却很狡诈。凯蒂的很简单的一个名字核实，就让他多骗了二十美元。而这些钞票，每次都是用筷子夹到自己的口袋里。给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男主角Skip的扮演者理查德温德马克，在40、50年代出演多部有影响的黑色电影。也许是他的并不英俊但刚毅、却带玩世不恭的外形特征，博得包括萨缪尔富勒在内一批B级片导演的青睐。Candy的扮演者珍彼得斯，因在本片的出色发挥获得当年奥斯卡奖的最佳女主角提名。而提起Moe的扮演者西尔玛瑞特，观众似乎首先想到她在《后窗》中的精彩演出。而在本片中，她所塑造Moe的形象同样出色！其中在警察局指认扒手一场戏中，瑞特把老妇人在同警察周旋，讨价还价过程中，身上的那种世故、狡猾同时还带有点市井无赖式的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西尔玛瑞特曾经获得过七次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包括了凭借本片获得的提名）。虽然始终未能最终问鼎，但也足以体现她在各种类型影片中的角色刻画上的深厚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