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认识了一个艺术家，说自己在八十年代坐过牢。酒酣耳热，一桌人都笑听他讲牢狱中的趣事。他说自己那年才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坐牢最难受的是想女人，想得发疯。有一次在操场上列队跑步，他看到不远处有几个女人，顿时激动起来。当他跑到那几个女人跟前时，突然闻到其中一个身上的女性荷尔蒙味，他一下子失控了，像一头疯牛般狂奔过去，一把抱紧那个女人，像吸血鬼那样，在她脖颈间深深地、猛猛地吸了一口。啊，那一刹那，他说有一股东西仿佛从脚底直冲脑门，把他整个人奇经八脉都打通了。在场的女孩被他挤眉弄眼的夸张讲述逗得哈哈大笑。

看《芳华》，不知怎的，我又想起他，想起他说的那股“女性荷尔蒙味”。

电影不难看，也有人感动啜泣。但问题不在于好不好看。冯小刚在“张艺谋化”，这样说不精确，应该说那一代男性导演，在经历了最初个体化的自由表述、百花齐放后，开始回溯自己的精神母源——集体主义审美。其中以张艺谋为代表。集体主义审美有几大特征，一是高饱和度、高视觉冲击力的大色块，二是高重复性的口号和画像，三是高统一性的动作仪轨。革命年代的忠字舞，满街红色标语和毛画像，这种记忆是深入骨髓的，变成几代人的民族性格，沿袭到今天就是奥运开幕仪式上的人海战术，成千上万人做着同一个动作，形成巨大的视觉震撼，而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是不重要的、可被替代的，他们是细胞，服务着首脑。

在《芳华》里，反复出现大面积的红色，红旗、红墙、红背景的毛像，如花似玉的文工团美女在红色里唱响青春，在泳池边展示雪白的大腿。导演的用意是直白的，他不是在沉淀、反思、批判、怅望、否定，或者什么曲折幽微的表达，他只是在单纯地重温旧梦，梦里有他念念不忘的文工团女兵，夏天穿着的确良，露出洁白光洁的脖颈，一股女性荷尔蒙气息——在那个时代，她们不是他的。

冯小刚自述这部电影的由来和他当年在文工团的经历有关，原著和编剧严歌苓也在文工团待了十年，萧穗子这个角色有严歌苓本人的影子，严在原著里，把自己当年的经历（被恋人检举揭发）安在了她身上，让她代表自己说出许多对往事的思考。编剧和导演在面对同一段历史时，视角是天然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严歌苓的角色正是冯小刚当年垂涎而不得、试图通过电影再次意淫的。多年后，功成名就的冯小刚邀请一位当年的文工团姑娘来订制剧本，再通过一场盛大的选秀挑选出“冯氏文工团”，拍成这部电影，这场行为艺术的含义超过了电影本身。

在电影进入视野之前，导演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女演员，要求能歌善舞、美貌、非整容，他要符合自己记忆的天然美女。在角色确定后，观众看到了一套照片，幸运的女孩们穿上导演念念不忘的白衬衫，露出幸福笑容，而照片上也特别标注了这些美丽面孔的特征，如：吊烟眉、丹凤眼、微笑唇、精巧鼻……美被一把标尺具象化了，被缺乏尊重地、赤裸物化地展示出来，却没有人感觉有问题。这些被甄选的女孩在这些照片里、在电影后的各种采访里，露出与当下时代有些错位的、春风得意的笑容，也确实像红色时代重现。

在我幼年的模糊记忆里，父母曾经暧昧地讨论过一部电视剧《红颜劫》（估计没几个90后知道），并且提到一个我当时不解的名词，林立果选妃。中选的女孩是南京军区的舞蹈演员。这段历史，冯小刚应该知道。那是更真实、更残酷的芳华，背后埋葬的青春难以为世人所知。几十年过去，冯小刚反倒用电影镜头完成了一次精神选妃，骄傲地告诉全世界，权力时代他没资格做的事，资本时代，他有了。冯裤子出息了。

作为世界上极少数有文工团的国家，这个群体的属性是模糊的。无论导演和编剧本身都有理由去怀念她。在动荡岁月，文工团就是乌托邦，除了物质上的相对保障，也与激烈的政治冲击保有距离。对文工团的怀念，先天地带有柔光滤镜，注定了它不可能是一部“写实”作品。

在时代里沉沦、被毁尽芳华的是一代不可言说之人。是与何小萍父亲同龄、在各种运动里尸骨无存之人。回顾历史，就算不刻意着笔于血泪疮痍，至少也不尽是蓝天红旗、青春玉腿。时代的痛楚在这里被最大限度淡化了。电影里，高干子弟郝淑雯骄傲地宣称，“江山都是我们打下的”。在文工团快要解散的时候，她和另一个高干子弟迅速走到了一起，走进了新时代。戴上墨镜，穿上牛仔裤，下海经商致富。芳华逝去对她们来说是时代创痛吗？不是。郝淑雯们不曾吃过时代的苦，她的怀旧是人人皆有的青春感伤。旧时代她是既得利益者，新时代她依然是。而作为第一男主角的刘峰，从贫困的剧团里翻着跟头上来，在文工团只能靠学雷锋立足，靠给有北京背景的同伴当快递积攒人缘。最终被时代彻底抛弃，彻底放逐，只能辛酸地过完一生（原著里因病去世）。

问题是，对这种因时代、制度、阶层造成的悲剧，编剧和导演是持同情弱者、批判时代的态度，还是顺理成章认同其逻辑合理性？一个情节：退伍多年后，时髦的郝淑雯在街头偶遇刘峰，他正为讨回拉活的小车被城管推搡，一只假手掉到了地上。郝淑雯目睹了这凄凉的场景，为他仗义执言，垫付罚款。下一个镜头，她看着刘峰的背影，和萧穗子开起了玩笑：林丁丁中年发福了，现在让刘峰用假手摸都不愿意了吧。两个人就这样欢畅地笑了起来。她们的战友正因为那一次触摸，毁尽芳华，到头来却成了玩笑的话题。

我在想，冯小刚到底知不知道，这段玩笑是非常恶毒、非常残忍的呢？残忍来得如此直接，如此轻浮，实在无法让人感受到导演对此有任何否定态度。他也许只想借这一幕来自嘲，他迷恋的文工团女神终将发福，一代人的芳华终将逝去。这种感叹远远超过对那些被时代埋葬者的悲悯。

原著小说里，严歌苓让刘峰说了一段类似“国家不再需要咱们了，我不下岗谁下岗”之类的体恤温言。瞬间让我想到了贾行家的演讲，和黄宏的小品。伤残老兵的凄凉处境不需赘述，时代抛弃了他们。谁该为此负责，肯定不是文工团的姑娘。但在那个封闭的小环境里，萧穗子们直接参与了作恶，欺辱何小萍，驱逐刘峰，这不光是时代之恶，也是每个参与者的选择。电影没有表达出对时代的反思批判，有人说这是因为审查制度，“如果表达了就看不到这部电影了”。这种想法太自作多情了。

客观来说，严歌苓的小说比电影丰满很多，至少不像电影，近乎失控地意淫往日美好。有别于电影创作的男性视角，原著里严歌苓写了对往昔岁月的反思。不过这种反思并不涉及时代结构、政治体制，也就谈不上时代性的批判。严歌苓把这一场悲剧定性为人性的问题，类似“人们不能接受平凡，不能接受活雷锋也有平凡的人性，只有不被善待的何小萍懂得他的善良和平凡”这样的解读，对于刘峰承受的苦难来说，太轻薄了。严歌苓本身的立场就是轻的，以至于电影也不可能扎根在一个沉稳的地基上。国家苦难成了一场青春颂歌。就像今时今日，那些遍布各大城市的公社饭店、毛家菜，服务员穿着淘宝批发的绿色军装，用印着工农兵的搪瓷缸倒茶，墙上依然有革命口号。一切都轻了，变成了cosplay。而《芳华》正是这样一场红色时代的cosplay。

借用李伯通的评论来结尾——

“那些被阉割的灵魂，只不过恰好青春正盛，才能将那个时代冠名为芳华。这种怀念具有强大迷惑性，让如今这些可以随意做丰胸手术、对着明星大喊老公老婆的年轻人误以为往日并非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