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横行霸道，我必斩草除根。”

刚开始选择《扫黑·决战》，只因演员姜武（饰宋一锐），觉得这一题材的影片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他的霸气一面将得到充分展现。真正看完影片，姜武的表演果然让人点赞，但同时又被张颂文（饰曹志远）、金世佳（饰孙志彪）、赵毅（饰刘立军）的表演打动。

任何一部影片，四个角色都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则毫无疑问是成功之作。而能将四个人的故事精彩地编织在一起，则编剧、导演的功力必嘉。这使一个似乎很难拍好的题材，变成如此好看、如此感人的一部佳作。

“扫黑”片为什么难拍

对于主旋律影片，不少观众望而却步。

一方面，故事已在媒体中被反复报道，在今天，新闻也在讲故事，如果电影只是重复一下新闻讲过的故事，就易给观众雷同、陈旧之感。

另一方面，相关故事的结果已被公众所熟知，则故事的“悬念挂钩”失去支撑点，那么，靠什么吸引大家进入其中、保持观看呢？

百姓对“黑恶势力”深恶痛绝，“扫黑除恶”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在现实生活中，“黑恶势力”往往呈隐发状态，不易引起关注，甚至有些人认为那是“潜规则”，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只要与己无关，没必要太多关注。

“黑恶势力”之所以存在、难以清除，因为它植根在人性恶上。

中国有上千年的私民社会传统，在这种社会中，人人只管自己，不考虑普遍公正。结果好则一切好，无视程序正义。太多人觉得：“花钱办事”天经地义；经济上做得好、大家有钱赚，方法上“变通”一点无可厚非；权钱交易是“人情世故”；只要对我有利，其他不归我管……凡此种种，都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公民精神相去甚远，这给《扫黑·决战》带来了接受之难。

该如何突破接受之难

要突破这个接受之难，本以为《扫黑·决战》会采取老套路：讲一个充满悬疑的故事，名为主旋律片，其实是娱乐片——面上搞得热热闹闹，完成任务了事。

出乎意料，《扫黑·决战》竟不避繁难，以扎实的现实主义，对题材进行了深度开掘。体现在：

●重在写人，而不是以故事为中心。

●诚实面对现实困境。

●谈真问题，而不是戏谑。

●教育观众，而不是娱乐观众。

把《扫黑·决战》拍成娱乐剧很容易，破案、悬疑、反面角色等，都足以吊起读者胃口，可几十分钟下来，读者不过是看了一个好玩的故事，无需思考，没有精神收获，这样的影片意义何在？

《扫黑·决战》则为讲述赋予了意义，体现在两点：

首先，如果不严打“黑恶势力”，它将嚣张到什么地步，普通人的梦想与生活将怎样被吞噬。

其次，“黑恶势力”能存在，关键在于其中一些当事人觉得自己行为是正当的，甚至他周边的人也这么看。

“土皇帝”是这样炼成的

比如片中黑恶势力的头子曹志远，罪行败露后，他竟坦然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魏河县（故事发生的背景地）人民”。

作为县长，曹志远有干劲、有魄力、有能力，甚至初期可能还有过“为人民服务”的意愿。他想加快开发区的建设，客观上符合当地发展的需要。但发展应以人为本，在发展中，总会有利益受损失方，该如何补偿他们、不使他们成为牺牲品，是所有社会都会遭遇的考验。

在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资源少、管理难规范、直接与群众打交道，既要说服大家，又要实现目标，如果缺乏耐心，就很容易养成粗暴、蛮干、刚愎的作风。加上曹志远的父亲就是魏河县的老县委书记，本固根深，所以曹志远的权力基本不受约束，这使他更倾向于成为卡里斯玛式领导者，一切凭个人魅力行事。

在基层工作中，有不少曹志远式的管理者，因屡屡越线成功，发现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初期尚有公心，后期则夹带私货，到最后，甚至可能发展成“土皇帝”。

《扫黑·决战》很好地呈现出曹志远既骄傲又胆怯，既有荣誉感又人格卑劣的复杂形象：他对情妇、对弟弟（孙志彪），有情有义；他的个人魅力，甚至足以能骗同事用一死，给他掩盖罪行；可一旦触及他的核心利益，他立刻原形毕露，变得凶恶无比——安排狙击手射杀证人，让孙志彪“摆平”刘立军（其实就是杀人灭口），煽动群众暴力冲击调查组……

曹志远甚至反问调查组负责人宋一锐：你们换个县长，就能保证他是好县长吗？

显然，曹志远依然沉浸在自己在“为民做主”的幻觉中，以为离开他，谁来给魏河县人民当父母官呢？没有父母官管着，魏河县不就乱了吗？

谁向黑恶势力低头，谁就注定被吞噬

在《扫黑·决战》中，刘立军则是一位悲情人物。

作为小老板，刘立军事业有成。魏河开建开发区，他知道根本不可能中标，只能从中标方手中接活，而中标方的老板恰好就是曹志远的情妇。因拖欠工程款，刘立军的公司难以维持，在曹志远的情妇介绍下，他不得不向孙志彪的公司借高利贷，而还不上钱、遭遇暴力讨债后，他才后悔莫及。

刘立军进退两难，发包方与“黑恶势力”有关，贷款方也与“黑恶势力”有关，他哪方都得罪不起，自己只能受夹板气。

刘立军代表了成千上万想靠自己双手、劳动致富的创业者，他们常年漂泊、放弃了个人生活，人到中年，连孩子都不敢要，带着侥幸心理，刘立军成为曹志远为首的“黑恶势力”的利益链条中一环。他有良知，不愿拖欠工人工资，他又缺乏勇气，初期不愿和专案组充分配合。

因妻子在暴力讨债中死去，刘立军唯一牵挂也被硬生生扯断，他被逼成劫持人质的匪徒，一句撕心裂肺的“我只想好好做生意，为什么就这么难”，告诉观众：向“黑恶势力”妥协等于自杀，当你让步时，你就注定被它吞噬。

曹志远为何力挺“二流子”

如果说，曹志远多少还在遮遮掩掩，那么，他的弟弟孙志彪则是出无恶不作的恶霸。

孙志彪是曹志远父亲的私生子，从小无名分，在乡村长大，得不到父爱，形成了反社会人格，一旦权力加持，其病态心理立刻膨胀。孙志彪吸毒、杀人、组织卖淫、暴力讨债，只有通过施暴，他才能找到自己，才能获得快感，才会觉得扬眉吐气。

在乡村社会中，不乏这样的“二流子”，他们的眼中只有权力。孙志彪能被曹志远接受，一方面来自曹志远父亲的“要多照顾你弟弟”的叮嘱，另一方面是“二流子”好用，他们没有尊严感，可以干脏活。而正是靠这些“盘外招”，曹志远才能上位，才能取得那么多“业绩”。

《扫黑·决战》精描出“黑恶势力”的整个生态链：在民间靠打手，不断制造血腥恐怖；在基层靠官官相护，以“面子”“乡谊”等名义结合起来，暗通款曲，构成复杂的权力网。

两张皮互为彼此，合在一起，才能既凶恶又遁形，给治理带来难度。

不为塑造英雄而塑造英雄

《扫黑·决战》用大量笔墨去刻画人物，而所有人物都是在与对方的比较中，获得自己。它没有试图呈现一个在黑白分明的世界，而是“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大量灰色人物模糊着黑白边界。魏河县公安局长对宋一锐说：“你走了，我可还要在魏河待着。”既可恨，又可悲。

事实是，原则动摇正是滋生“黑恶势力”的沃土，在这一背景下，黑白分明反而成了另类，遭到集体排斥。

《扫黑·决战》高明之处在于，它不只是写坏人有多坏，而且关注了太多好人是如何放弃原则，一步步被“黑恶势力”收编，从而衬托出主角的高度。

一般来说，主旋律剧必须有英雄，但《扫黑·决战》没有落入“为塑造英雄而塑造英雄”的窠臼中——宋一锐的可贵与缺点合一。他做事太“楞”，不谙人情世故，面对调查组同事，觉得太年轻，便想用交手的方式来验证，反而遭遇挫败。在保护刘立军的过程中，宋一锐也有重大失误。

宋一锐是有缺陷的英雄，但在不可让渡处，他立场鲜明，提升了人物的感召力。所以宋一锐与孙志彪的生死搏斗才让人紧张。在遭遇刘立军等平庸的好人的失败后，观众太需要强大的好人获胜。

把“悬念挂钩”挂对地方

不知为什么，一提到悬念，很多人便误以为它是一般破案剧中，过于复杂的案情，破案者总在埋头吸烟，坏人初期如绝世高人，反而调动破案者……这种靠视角遮蔽而获得的悬念，因不断使用，正变得烂俗。

相比之下，反不如《扫黑·决战》这样，从故事开头便已经开放所有悬念，一切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虽然很早就意识到曹志远是幕后黑手，但他为何这么干、他究竟要追求什么、他只是想赚钱吗……等等，曹志远等人的性格逻辑才是悬念的核心。

《扫黑·决战》的故事量极大，共有3条故事线，全片竟能做到从容不迫、节奏流畅，正说明，这是正确设置好“悬念挂钩”的红利——坚持用事件推着人物运动、逼着人物展示性格，因此形成一个层层剥洋葱的结构，而剥开每一层，都与上一层不同。

当然，观众可以从不同角度进入《扫黑·决战》，但出来时，你对“黑恶势力”的认识注定会不同，对“扫黑除恶”的作用有新的认识。而不自觉被说服、被感动，就是现实主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