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查德·布罗迪

赫曼·曼凯维奇（右）是好莱坞内部人士，而奥森·威尔斯则早已被电影业轻视。" 照片来自埃弗雷特

1939年，赫曼曼凯维奇是一位四十二岁的编剧，在好莱坞他不仅因为给电影写的对白而广受赞誉，还因为他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在近1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在派拉蒙与约瑟夫冯斯特恩伯格和他的朋友马克思兄弟合作，并在米高梅公司成功地写出了《晚宴》和《绿野仙踪》，对于后者他的想法是用暗淡的黑白拍摄堪萨斯，用彩色拍摄奥兹国。但他以电影界的伟大人物之一而最为出名。他从纽约移居好莱坞，在那里，他是《纽约客》的第一位戏剧评论家，也是著名的阿冈昆圆桌会议的成员，他把那个团体的愤世嫉俗的坦率和尖锐的虚张声势的精神带到了电影界。在委员会和鸡尾酒会上，他以其学识渊博的见解和难以预料的政治性而闻名（他在1933年冒着极大的风险写了一个反希特勒的剧本，但他却反对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称自己为 "极端的林德伯格"），同时也以他发表这些见解的风格而闻名。他还习惯性地酗酒，狂妄无礼，以制造混乱和口出辱骂而闻名。他的工作习惯也是出了名的可疑：作为一个强迫性的赌徒，他把大量的工作时间花在下注和听赛马上；他整天通过电话和人聊天，成为一个社交旋风。他嘲笑和蔑视他的老板，每份工作他都会被解雇，他没有辞职。到了1939年夏天，他失业了，这才发现当一个名叫奥森·威尔斯的二十四岁好莱坞新人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时，自己是多么急切地需要它。

威尔斯，多产而早熟，十六岁成为舞台明星，二十岁成为主流戏剧院的导演，1937年，成为水星剧团的联合创始人（与约翰·豪斯曼）；二十三岁成为电台明星，1938年因电台广播《世界大战》而臭名昭著，这个故事讲述了来自外太空的入侵，以假新闻简报的形式讲述，许多听众误以为是真的。他还兼做了两部独立电影。在他二十三岁生日的那一周，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但是，曼凯维奇是好莱坞的内部人士，而威尔斯则已经被电影业厌弃，因为他的年轻，他的名气，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和他有合同保障的自由而被怨恨和嘲笑。他与R.K.O.（雷电华）片厂签订了一份合同，由他担任制片、编剧、导演和演员的两部电影，对于这两部电影，在好莱坞工作室的电影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进行最终剪辑。他最初让曼凯维奇来代写广播节目，但他们的合作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威尔斯将他招为第一部电影的联合编剧。

他们的合作，以及由此产生的电影——《公民凯恩》，甚至在上映前就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一个关于一个年轻的继承人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报业大亨和全国性的人物，建立和摧毁自己的帝国，在电影史上它成为一个审美和代际转变的标志，它使威尔斯和威尔斯所代表的背后成为世界电影的焦点。威尔斯和曼凯维奇赢得了奥斯卡剧本奖（虽然它在9个类别里被提名，但电影只赢得这唯一一个奖项），该奖项本身是一系列痛苦的纠纷的顶峰，而这只是这部电影引发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曼凯维奇与威尔斯的合同中明确拒绝给他署名的权利, 然而曼凯维奇的事业急需刺激, 他想要得到这个奖——经过媒体和幕后的斗争, 最终成功地获得了这个奖。然而今天，威尔斯仍然是一个传奇，而1953年去世的曼凯维奇，除了最细心的影迷之外，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

随着大卫·芬奇的新片《曼克》的上映，这种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变，这部以编剧在好莱坞的岁月为背景的传记片，以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中的工作为中心，根据芬奇已故的父亲杰克的剧本改编而成，杰克是一位记者，芬奇曾向他建议过这个主题。正如芬奇在最近接受Vulture采访时所说，这部电影是试图定义曼凯维奇对《公民凯恩》，以及对电影史的贡献的真相——并戏剧化地展现他为获得署名而进行的斗争。

芬奇说，他父亲的剧本原稿紧跟《纽约客》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很可能是最有争议的——一篇文章中的论点。《凯恩培养之路》，1971年，由该杂志当时的影评人之一，宝琳・凯尔撰写。这篇文章分两部分发表，长达五万字，试图说明曼凯维奇不应该仅得到《公民凯恩》剧本的一半功劳，而是唯一功劳。《曼克》紧紧围绕着曼凯维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幕后社会生活和片厂生活，以及与他的《公民凯恩》背后编剧工作的联系。要想更完整地了解曼凯维奇的遗产，还值得重新审视他的电影创作之路，他从来没有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尊重，而凯尔以《凯恩培养之路》点燃了这场斗争，在这场战斗中，她远非仅仅概述了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中的关键角色和他迷人的悲剧性角色，她试图误导性地把曼凯维奇这个公司的恶人提升到独立艺术家威尔斯之上。

曼凯维奇已经是阿冈昆圆桌会议集的成员，当在1924年年底，哈罗德·罗斯，在推出一个新的杂志《纽约客》的前夕，请他成为其第一个戏剧评论家。曼凯维奇当时二十七岁，虽然年纪不大，但经验却很丰富。1897年出生于纽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长大，他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个穷困潦倒但却非常努力（最终得到公众认可）的学者，他是个冷酷苛刻的人物，他把高智商的标准传授给赫曼，而赫曼出色地达到了这些标准，但却不快乐。赫曼十四岁高中毕业，十五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煤矿工作了一年的空档期后，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陆战队服役，在纽约当过记者，然后，和他的新婚妻子萨拉一起，于1920年去了德国。在那里，他迅速打响了自己的名号，也成就了他的传奇，作为一个鲁莽而狂野的智者，他能说服自己投入到通常已经无法进行下去的工作和情境。回到纽约后，1922年，他成为《泰晤士报》的一名戏剧评论家，同时渴望成为一名剧作家，但几乎没有成功。当他加入《纽约客》时，罗斯希望他也能拉拢他的阿尔冈金同僚；当其他人都反对时，曼凯维奇向罗斯提出了一句值得注意的安慰："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赫曼·曼凯维奇 大概在1940年代 摄影：Corbis / Getty

在《纽约客》工作不到一年，1925年2月《纽约客》出版了第一期，曼凯维奇就收到了去好莱坞写稿的丰厚邀请。他需要快速支付的薪水，不仅要帮助养家糊口（他和萨拉有两个年幼的儿子），还要偿还赌债。但他对电影没什么兴趣，更不屑一顾。据悉尼·拉登森·斯特恩在2019年出版的《曼凯维奇兄弟》一书中说，他对儿子唐说："你不可能会有编剧文学，因为那会像漫画文学一样。" 然而他很擅长，对于默片，他运用他的显学机智，创作出字幕、对话以及描述性的段落，这些段落需要足够简短，以适应银幕上的阅读速度，以他的新闻敏感度，他既能识别一个好的故事，又能把它装进一个固定死板的格式里。他在1926年底给他的朋友记者Ben Hecht发了一封电报，也许是最著名的，也可能是最有影响的一封从好莱坞发出的电报，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并以决定性的句子作为结尾。"数百万美金将在这里被抢走，而你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白痴。不要让这个传出去"

曼凯维奇并不希望在好莱坞呆很久。在前往西部之前，他曾与罗斯做出安排，好让他回来后还有工作继续等着他——或者他是这么想的。1926年2月，罗斯对曼凯维奇的工作习惯和他的工作感到失望，通过电报解雇了他，而曼凯维奇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决定继续在好莱坞工作。不过，曼凯维奇不仅对电影不屑一顾，而且发现电影的合作性质和公司工作的性质与他的写作理念格格不入；"制片人对你说，'现在在第三卷中，这个家伙不应该亲吻女孩，他应该亲吻奶牛'。然后整个画面就结束了，你无法忍受。" 在米高梅，工业化的流程与其说是编剧室，不如说是一场精致的死尸游戏；正如艾琳·塞尔兹尼克（制片厂负责人路易斯·B·梅尔的女儿，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的第一任妻子）所解释的那样，"有时一个编剧做大纲，其他人做提纲，有人做对话，有人做修改，有人做完全重写。"

为威尔斯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它为曼凯维奇提供了他第一次在没有片厂的情况下创作电影的机会。他在《公民凯恩》中的角色是一些奇怪的命运转折的结果：威尔斯最初雇用他为电台节目写稿，同时计划为R. K. O. 制作他的第一部电影，改编自《黑暗之心》。威尔斯打算同时扮演马洛和库尔茨，就像他在电台版小说中所做的那样，他的艺术构思和《公民凯恩》中的一切一样极端。马洛将永远不会被看到，因为摄影机将全程跟随探险家的主观视角。这个计划因为预算问题而失败了，他的下一个项目——一个关于美国法西斯阴谋的谜题，请曼凯维奇帮忙，也失败了。然后，在与曼凯维奇的谈话中，他想到了一个关于一个有权势的人的生活，从多个角度来审视这个项目。威尔斯和曼凯维奇讨论了几个可能的主题（包括黑帮老大John Dillinger），然后曼凯维奇建议报业大亨和政治家威廉兰道夫赫斯特。曼凯维奇很了解赫斯特——在他厌倦赫斯特的热情之前，就像他和差不多每个人一样，他和他的妻子一直是赫斯特巨大的圣西门大院的常客。

曼凯维奇和威尔斯在剧本上的合作——曼凯维奇最初称之为《美国人》（最终的标题是由R.K.O.的负责人乔治·沙弗选定的）——是一个奇特的合作。曼凯维奇当时在一次车祸中严重断腿（他是乘客），打着半身石膏。威尔斯把他安置在离好莱坞八十英里的偏远小镇维克多维尔的一所房子里，由护士照顾他。威尔斯的助手约翰·豪斯曼在曼凯维奇的坚持下，在场把故事讲出来。秘书丽塔·亚历山大把曼凯维奇的口述记录打出来，威尔斯定期去看望，并经常打电话询问。

1940年夏天，电影还在制作过程中，署名之争就开始了，整理细节就像潜入沃伦委员会的报告。曼凯维奇意识到剧本的结果很好，他很后悔之前与威尔斯的协议规定他不会得到任何功劳。Hecht和他的圈子里的其他人劝他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并争取唯一的功劳。对于威尔斯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因为失去编剧署名可能会让他违反他与R.K.O.合同，其中规定他将主演，编剧，制作和导演。曼凯维奇向银幕作家协会提出上诉，然后又撤回了上诉，因为害怕赫斯特的报复。最终是R.K.O.决定将授予他和威尔斯联合署名。相当出名的是，当奥斯卡奖在颁奖典礼上宣布时，提到曼凯维奇的名字时的欢呼声掩盖了第二位联合编剧威尔斯的名字。两人都没有出席颁奖典礼，但理查德·梅里曼在1978年开创性的传记《曼克》中，引用了曼凯维奇说他会发表的演讲。"我很高兴能在威尔斯先生缺席的情况下接受这个奖，因为剧本是在威尔斯先生缺席的情况下写的。"

大卫·芬奇的《曼克》紧跟加里·奥德曼饰演的赫曼·曼凯维奇的幕后社交和片厂生活 照片由Netflix提供。

威尔斯和曼凯维奇的合作故事是宝琳·凯尔作为一个评论家的完美容器。她以1963年的一篇文章《圆与方》成名，抨击影评人安德鲁·萨里斯和其他 "导演理论 "的支持者，"导演理论”强调导演作为电影创作力量的首要地位。作为好莱坞经典电影及其商业化、大众化吸引力的爱好者，她认为对导演的强调导致影评人忽视了好莱坞电影制作的内在协作性，她将其他影评人对导演（包括许多作品不受好评的导演）的原则性关注描绘成一种需要拆除的正统观念。在《凯恩培养之路》中，她认为《公民凯恩》的许多伟大之处，其实不是产生于威尔斯，而是产生于曼凯维奇和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的贡献，它的伟大也不是产生于影片的独创性，而是产生于它在电影传统中的地位，以及对电影传统的反思，这些传统是通过片厂系统及老手传达的。在《公民凯恩》之后，凯尔总结道，威尔斯 "独自一人，试图成为'奥森·威尔斯'，尽管'奥森·威尔斯'曾代表一个群体的活动。"

当 《凯恩培养之路》发表后，这篇文章激怒了威尔斯本人——他当时正忙于电影创作，包括《风的另一边》，并在欣赏威尔斯全部作品的评论家和了解更完整故事的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72年10月，在《时尚先生》杂志上，电影制片人彼得·波格丹诺维奇用他自己那篇题为 《凯恩叛变》的万字文章反驳了凯尔的发现。博格达诺维奇在文章中表明，在报道她的文章时，凯尔没有与威尔斯或任何与他合作过剧本的人交谈，或者说，与任何可能提供不同观点的人交谈。波格丹诺维奇采访了编剧Charles Lederer，他是曼凯维奇的密友，他说曼凯维奇向他抱怨威尔斯对剧本的许多修改。威尔斯当时的秘书凯瑟琳·特罗斯珀听说威尔斯对《公民凯恩》编剧毫无贡献的指控后，对博格丹诺维奇说："那我想知道我总是为威尔斯先生打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在博格达诺维奇交谈的其他消息来源中，还有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霍华德·苏伯，他声称凯尔曾哄骗他——承诺给他一份出书合同，但从未实现——让他与她分享他对《公民凯恩》的大量研究，只是在她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些研究，没有注明出处，同时歪曲了研究结果——"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我认为《公民凯恩》的编剧身份是一个非常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说。博格达诺维奇在1998年写道，虽然他为这篇报道做了 "所有的跑腿活、研究和采访"，但威尔斯本人——一个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在修改和重写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在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博格达诺维奇说，有 "奥森添加或减去的一些片段——主要是添加的"）。

随后，更公正、更关键的曼凯维奇生平资料出现了。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学者罗伯特·卡林杰出版了一本关于《公民凯恩》的学术著作，书中引用了新近获得的制片厂档案。卡林杰总结说，剧本承载了两位编剧的工作——曼凯维茨的工作是基础性的，而威尔斯的修改是变革性的。芬奇在拍摄《曼克》时，修改了父亲的剧本，弱化了其反威尔斯的倾向。他拍的这部电影对控诉曼凯维奇和威尔斯之间的斗争不感兴趣，而是探讨曼凯维奇和赫斯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曼凯维奇创作《公民凯恩》的。

到现在为止，毫无疑问，曼凯维奇与赫斯特的关系为影片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差点在影片上映前毁掉了这部影片。曼凯维奇主动向Charles Lederer提供了一份剧本副本，他是一位朋友和编剧，也恰好是赫斯特情妇、女演员Marion Davies的侄子。它回到了曼凯维奇手中，在与赫斯特有关的段落上做了标记。威尔斯曾否认电影是根据赫斯特的生平改编的，片场一直被严格封闭，脚本也没有给制片厂以外的人看过。但后来，八卦专栏作家赫达·霍珀推门进入放映现场，并报导了她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更确切地说，是谁），赫斯特愤然采取行动，策划了一场针对这部电影的丑恶宣传活动，并行使他在好莱坞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米高梅公司的负责人路易斯·B·梅耶（他在1939年解雇了曼凯维奇）——阻止这部电影放映。

赫斯特施加的压力是可怕而畸形的。他威胁要泄露关于明星和制片厂高管的淫秽信息，鼓动本土主义者发起一场针对逃离希特勒并在好莱坞找到工作的欧洲（主要是犹太人）电影业人士的运动，并对（主要是犹太人）片厂负责人发起反犹运动。为此，梅耶（他是犹太人）组织了一个电影公司负责人的财团，想从R.K.O.手中买下《公民凯恩》的底片并销毁，但R.K.O.的负责人沙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赫斯特还让他的报纸跟踪威尔斯；他指控威尔斯是共产党员（他不是）；他利用他对J.埃德加·胡佛的影响力，让F.B.I.对威尔斯进行调查，梅里曼写道，赫斯特的电影八卦专栏作家路易拉·帕森斯联系了当地的征兵委员会，试图让威尔斯入伍。（后来，他对曼凯维奇也进行了严厉的新闻报复，把曼凯维奇酒后驾车造成的小事故夸大为全国性的丑闻）。这场运动起了作用：虽然《公民凯恩》没有被烧毁，但梅耶让电影公司——它们也拥有大多数大城市的首映电影院——拒绝放映它。

奥森·威尔斯在 "Citzen Kane "中。"摄影：Alexander Kahle / RKO / Photofest。

拯救《公民凯恩》的是，在上映受阻时，它在私人放映会上获得的热烈好评。约翰·奥哈拉在《新闻周刊》上写道，他 "刚刚看了一部他认为一定是他看过最好的电影"——并警告读者，他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这部电影。1941年5月1日，《公民凯恩》在纽约的一家影院上映，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放映；该片在大城市的表现相当不错，但却是一部失败的影片——实际上，在预订了该片的小城镇影院，该片很多根本没有放映。尽管这部电影为威尔斯赢得了即时的声誉，但它对他职业生涯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威尔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地在好莱坞工作了。为了帮助沙弗保住他的工作（这是因为《公民凯恩》的争议受到的威胁，更威胁到了雷电华的财务损失），威尔斯重谈了他的第二部电影《伟大的安巴逊》的合同，放弃了最终剪辑权，并付出了代价——这部电影被电影公司肢解了，它剪掉了四十三分钟，并让另一个导演重拍了重写的部分。威尔斯在1946年对罗伊·福勒说："我来到好莱坞说，'如果他们让我拍第二部电影，我就很幸运了'。他们没有，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回到刚来时的位置，拿着合同以自己的方式拍片，不受干扰。" 从那时起，他唯一的自由，就是用当演员赚的钱资助自己的电影。

在去好莱坞之前，威尔斯把自己在剧院的工作描述为 "演员-导演"，他对自己的电影制作也是这样设想的。在剧院里，他总是改编莎士比亚，或克里斯托弗·马洛，或乔治·萧伯纳，而当他拍电影时，他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他改编了约瑟夫·康拉德、莎士比亚、卡夫卡、布斯·塔金顿、几个低俗小说故事，甚至还改编了一个涉及哈里·莱姆这个角色的广播剧本（他曾在卡罗尔·里德的电影《第三个人》中扮演过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不把赫曼·曼凯维奇也改编成电影呢？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利用当代人的原材料，同时也是这个行业荣誉的竞争者（而莎士比亚和威尔斯的社会等级差异在一个领域内是非常分明的），这是有区别的。在《公民凯恩》的写作过程中，曼凯维奇习惯于称威尔斯为 "监视者"，并嘲笑他的自负；曼凯维奇曾在片厂看到威尔斯路过时说："除了上帝的恩典，还有上帝。"

然而，威尔斯作为艺术家的认真自重，终究是他区别于玩世不恭、不尽人意的曼凯维奇的品质之一。曼凯维奇本人对编剧艺术的评价过于苛刻（跟漫画书比较确实是一门艺术），但他认为编剧是一种比写戏剧更次要的活动是正确的——不是因为电影的意义不如戏剧，而是因为编剧的工作是产业需要而不是艺术冲动。凯尔在她的论战中，最严重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曼凯维奇，威尔斯还会是威尔斯；如果他能拍出《黑暗之心》，它很可能会像《公民凯恩》一样具有独创性，而且摆脱了赫斯特的复仇之怒，他很可能会在不失去创作自由的情况下拍出第二部电影。就这一点来说，没有好莱坞的束缚，曼凯维奇很可能会更早更久地达到他的创作高度。曼凯维奇电影生涯的故事，不亚于威尔斯的故事，涉及到好莱坞的荣耀中所蕴含的恐怖——商业机构将其做法和公式强加于电影艺术的无情力量。

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出来后的短期内表现得更好。这部电影出来后——在曼凯维奇获得奥斯卡奖——他的事业有了起色。他最杰出的电影是《洋基的骄傲》，1942年的卢·格里克传记电影。他写的另一部伟大电影是1944年的《圣诞假期》，一部由Deanna Durbin和Gene Kelly主演的黑色电影，它的特点是复杂的倒叙结构，类似于《公民凯恩》，它是由Robert Siodmak导演的，他是伟大的黑色电影专家之一（也是逃离纳粹政权的欧洲犹太电影人之一），电影本身非常出色。然而，曼凯维奇的坏习惯又让他止步不前；他只是间歇性地可靠，而且他的健康也开始出现问题。正如梅里曼所报道的那样，战时和战后的好莱坞也成为新一代高管和制片人的家园，对他们来说，曼凯维奇的圆桌会议根源和新闻骚动更多的是一种古怪的怀旧，而不是毫无疑问的钦佩。梅里曼写道，曼凯维奇对自己曾做过电影工作只因报酬丰厚而遭殃的情况很清楚。"我只来了几个月. 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开始从事你不喜欢的工作，在你意识到之前，你已经是个老人了。" 虽然曼凯维奇在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他从一开始就被他对电影的蔑视，以及对决定电影制作方式的制片厂机器的蔑视所阻碍——讽刺的是，这正是凯尔在为曼凯维奇的辩护中所赞美的事。最后，曼凯维奇被诅咒了，因为他根本没有把电影看成是一种艺术，而威尔斯则因为他从来没有把电影看成是任何东西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原作者简介：

理查德·布罗迪于1999年开始为《纽约客》撰稿。他在他的博客 《前排看电影》中撰写关于电影的文章。他是《电影即一切:让-吕克﹒戈达尔的职业生涯》的作者。

原文链接：

Herman Mankiewicz, Pauline Kael, and the Battle Over “Citizen K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