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危险的孩子”的扬.内梅克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捷克新浪潮电运动的主将之一。他的电影作品和同时期的基里.闵采尔，米洛斯.福曼，维拉.齐蒂洛娃等人一起打造了一个属于捷克电影的黄金时代。内梅克被以“危险的”这样的形容词来修饰是事出有因的，因为比起其他新浪潮代表人物，他的作品虽然广义上仍具有那些后来被研究者们概括出的新浪潮电影的基本特征--幽默诙谐的风格，寓言式的隐喻表达，对高压政治环境的讽刺，但却以明显有别于他人的更为浅显直接的表现方式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内梅克的作品或许不能像某些新浪潮代表作那样具有超越历史之外形而上的深邃哲学意义，过于直白和单一的象征意义解读也使他的作品不像幽深曲折的迷宫那样充满奥妙神奇。但是，这种“不隔”却意味着今天的人们不必再刻意的将电影与当时的历史捆绑在一起，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由于政治原因普遍采用象征方式进行表达的当时，这种直接代表着一种挑战权威的勇气。

然而，勇气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拍摄于1966年的《聚会上的报告和嘉宾》作为内梅克的代表作，经历了坎坷波折的命运。由于内梅克的艺术个性所致，本片既不像《严密监视的列车》可以被附会成对捷克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歌颂，也不像《消防员舞会》那样以晦涩难解作为伪装自我的防卫，影片过于明显的政治指向轻易的便被捷克当局所识破，这也导致其完成后便一直处于被禁映状态。直至1968年，随着杜布切克有名的“布拉格之春”改革，本片才得以与同样被禁的维拉.齐蒂洛娃的《雏菊》等一起获得了公映的资格。但好景不长，随后苏联入侵捷克，内梅克和他的作品顺理成章的登上了亲苏捷克政权的黑名单，内梅克也就此踏上了与其他新浪潮导演类似的道路--出走西方，直至1989年冷战将终，捷克国内政治局势回暖，方才得以回国继续拍片。

内梅克为自己追求的有力度的批判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收获却是，《聚会上的报告和嘉宾》在新浪潮电影中得到了更多普通民众，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认可。既然创作的目的超出了电影本身，指向的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那么清除那些不必要的障碍，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自身的真实处境，这样的处理就显得异常必要。本片的确拥有捷克新浪潮里难得一见的明晰感，这种明晰感使得观众得以投身于电影之外的思考，而这自然也是内梅克最初的目的。

《聚会上的报告和嘉宾》在情节上呈现出了许多新浪潮电影共同的特色：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无从事先进行某种想象，地点被局限在一座森林当中，和影片仅仅一个小时多一点的片长相对应，故事发生的时间也甚至只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影片所讲述的则完全是一个寓言式的荒诞故事：在一座森林当中，几位外出聚餐的男女欢宴之后刚刚准备离去，一个名叫鲁道尔夫的混混便带着一群打手摸样的人们围住了他们。他们在地上画出记号当作牢狱，用砖头做成大门，把嘉宾们囚禁在其中。随后，鲁道尔夫又派人搬来桌椅，试图审讯这些无辜的嘉宾们。就这样，一出类似于卡夫卡小说《审判》的荒诞剧开始上演了--可怜的嘉宾们莫名其妙的被陌生人所绑架，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进行反抗，虽然他们只需要向外轻轻的迈出一步便可以做到。他们把想象的牢狱当成了真正的牢房，把这些从天而降的“警察”们当成了真实的权威。以佩帕为代表，嘉宾们的大多数虽然试图在这座假想的牢狱内用现实世界的法律进行反抗，但潜移默化之中，却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犯人，把鲁道尔夫当成了制定规则的裁判。当然，他们中也不乏卡雷尔这样的异类，他看出了眼前这个困境的荒谬之处，勇敢的走出了“牢房”，但却被鲁道尔夫的打手们羞辱。这景象让嘉宾们更加恐慌，不知所措，唯有服从鲁道尔夫的命令。这时，一位无名无姓的“主人”出现了，他训斥了鲁道尔夫的无礼，原来，鲁道尔夫是“主人”刚收留的养子。主人释放了嘉宾们，并派人安抚了被羞辱的卡雷尔，然后邀请嘉宾们一起参加他在森林里举行的宴会。

在宴会上，嘉宾们中的一位女士突然发现自己坐在了错误的位置上，而且，她还惊讶的发现刚才还一直和自己待在一起的丈夫却突然不见了。这让她惊慌不已，更恐怖的是，原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坐错了位置，大家都忙着找自己的座位，宴会乱作一团，主人看到此景，不禁大发雷霆。正当混乱渐趋平静，众人安顿下来，以为推迟多时的宴会即将举行的时候，主人却认为为了不丢失一个朋友，大家有必要找到那位女士的丈夫。于是，在佩帕的号召下，一次聚会俨然变成了一次狩猎，步枪与猎犬的嘶吼取代了宴会原本的平静，兴奋的来宾们消失在森林之中，只留下了神情呆滞的卡雷尔静静的坐在原地...

纵观捷克新浪潮运动，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无法与当时高压的政治大环境脱开干系，而它们又都无一例外的因为严苛的审查制度而选择了象征式的表达方式。这使得这些影片都无法简单的从影像的表面含义进行解读，理清表层下的象征意义才是理解导演创作意图的关键。
　　
可以看到，在电影中的两个主要情节囚禁和宴会中，虽然登场的人物众多，但主要人物却寥寥无几，其中有名有姓的，更是只有卡雷尔，佩帕，鲁道尔夫三人，除此之外，影片中还有三个重要的无名人物，女士，女士的丈夫，“主人”。这区区六个角色却将当时整个捷克社会各个阶层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诸种心态通过他们在困境面前迥异的表现显露无疑。同时展现的，还有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以女士为代表的嘉宾毫无疑问便是当时捷克大多数民众的代表，与在现实中失语的状态相对应，在影片里，除了女士的若干表演还算活跃之外，很多时间里，这些嘉宾们都在谈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实施着毫无意义的行动，他们人数众多，但却无一例外的以毫无个性的空白面具示人。这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者，长期的陷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在潜意识中，他们渴望被领导，渴望被监视，即便他们表面上高喊着“我们是民主”，但实际上，失去自由才会使他们感到真正的“温暖”。秩序才是他们生存的全部。在森林里，他们接受荒谬的规则束缚，甘愿被陌生人囚禁在无形之狱中而不进行反抗。在宴会上，他们又主动寻找自己应有的位子，配合秩序的营建。最初，他们的确是恶的受害者，但是随后他们却在恶的面前毫无作为，他们的纵容，冷漠与麻木最终让他们滑落成了恶的帮凶和同谋。

懦弱的民众在无助的黑暗里渴望得到一束光芒的指引。佩帕或许是那道光，卡雷尔也未尝不可，这二者的明争暗斗恰恰映照的是两种引领民众力量之间的较量--真正的民主追求者与真正的投机主义者。佩帕，这个戴着眼镜的谦谦君子在被囚禁之初尚能据理力争，带领着“牢笼”中的嘉宾们进行某种象征性的反抗。但是，所有这一切的反抗都是以服从于鲁道尔夫们制定的所谓规则为前提的。很快，他的妥协与软弱便传染了整个人群，在他的带领下，嘉宾们居然相信了那座纯属乌有的牢狱的存在，犹如身处一座真实监狱一般在狱警们的看管下温顺的出入。而一旦被“主人”解救，并被视作宴会上的上座之宾，他心中曾经令人陶醉的理想蓝图--人权，自由...便都随着一种对权利的畸形崇拜而随之灰飞烟灭了。他一再对重新赐予自己“自由”的“主人”感恩戴德，他口中所谓的“民主”在自己得到了“主人”的“恩典”后变演变成了最虔诚的效忠。从最坚定的信徒到最忠实的猎犬与最精确的猎枪，佩帕告诉人们，从善到恶的转变，只需一念。

很明显，卡雷尔是孤独的。在一个上有专制威权，中有与自己貌似同盟，但实则是虚伪的投机者，下又是一群无意识民众的社会里，这个无畏勇敢的战士是永远无法得到他人同情的，更不要聆听到一丝呼应的声音。在每一个争取自由的国度，每一个反抗专制的年代里，都不乏这样的孤独者。他们不幸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变成先知是他们注定要承担的多舛命运。然而卡雷尔即便深知自己也许根本就无力撼动这已经被某种思想凝固的大厦，却依然不愿脱离“嘉宾”--普通民众的行列，他想用自己的身先士卒来换回大众的觉醒，可是到头来却让愚昧的“嘉宾”们更加恐惧的依偎在专制的翅膀之下，他想用自己的切身遭遇来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听命的“主人”的恐怖，可是，他丢失的财物却远不及佩帕的高声呼喊更具号召力。空余一张无奈麻木的脸--眼睁睁的看着恶的发生却无能为力，这就是那些捷克社会里尚还坚持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写照。很遗憾，他们虽然拥有伟大的灵魂，这却也就是他们所有的全部。

“主人”和鲁道尔夫，用父与子的关系来形容专制的制定者与施行者实在是再适宜不过了。二者虽然一脉相承，不同之处却也显而易见。一个是伪善，一个是真恶。一个是无赖恶棍式的鹰犬爪牙，一个则是满面甜蜜笑意内心冷酷阴险的制度核心。鲁道尔夫的恶是直接的，明显的，他的行为能够迅速的引发人们的憎恶与仇恨，但是论及危险的程度，鲁道尔夫又实在是不值一提。鲁道尔夫的恶是在“主人”的授意下进行的，而“主人”却又通过对鲁道尔夫进行训斥来彰显自己的善良。可以看到，他一切的行为都是以表面矛盾，实则合理的姿态来表现的。他释放嘉宾，表现自己的宽容，实则是为了让嘉宾变成自己的奴隶。他穿上破旧的球鞋，看似是一种亲民的举动，实则是为了更方便的追逐逃离的客人。他对于宴会的失序愤怒异常，却难掩内心因为秩序得以重建后的得意。他追赶丈夫表面以维护宴会来宾的完整，不让任何人缺席为名，实则却是在残忍的消灭一切个体价值的存在，否定一切个人生存的空间。纵观历史，最危险的专制往往并非来自于那些旧式社会中随处可见的严苛暴政，虚伪谎言下的冷酷无情更让人感到心惊胆战。“主人”以一种温柔的方式收买了民主，这种隐秘的破产比起直截了当的杀戮更加恐怖。

丈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角色的扮演者同样是捷克新浪潮运动中的代表导演绍尔姆），虽然在影片中戏份不多，甚至没有一句台词，其所象征的身份却异常关键。早在囚禁的情节里，导演就一再用近景镜头不时对准这位沉默的男人，暗示他的特殊身份，让人对他的行为作出某种猜测。果不其然，在其后的宴会里，正是这位貌不惊人的丈夫的逃跑引发了宴会的骚动，随后更是让主人龙颜大怒。一个缺席的人活活的将宴会搅和成了一场狩猎，这种预料之外的急转直下实在让人始料未及。很明显，丈夫是一个不同于卡雷尔式思想者的人物，行动才是他心中的第一准则。在“监狱”里，他一直处在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地位，观察着周围人们的反应，他看到了民众们在佩帕带领下的软弱，也看到了卡雷尔只用思想反抗的无力感。他决定用直接的行动，而不是思想作为自己的武器。逃跑非但不是一种逃避，反而演变成了与整个制度的对抗。然而，他的反抗同样带有一种无奈的悲情色彩，虽然他似乎超越了卡雷尔，但是可以想见，在众人，甚至包括那些原本是恶的受害者的民众的围剿之下，他的命运也必然是悲惨无比的。

电影的结构异常清晰，情节被划分成了囚禁和宴会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为民众的投机心理埋下伏笔，后一部分则在对专制荒诞的展示中暴露这种投机心理的可怕，以及更加虚伪的民主分子的丑态。在这种清晰的结构之下，电影的主题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如果说福曼，闵采尔的作品里更多的是对压制人的客体--无处不在的监视，毫无凭据的剥夺等等要素的揭露，那么内梅克则一针见血的将矛头对准了自身。在关注新浪潮导演们一直在不遗余力批判的制度本身的同时，电影又在引人深思：为何社会会变得如此恐怖？为何反抗者会显得如此孱弱？

答案很简单。社会的变革从来就不能寄希望于那些利益的既得者们。那些将民主自由等等这些崇高理想建立在对自身利益追求基础之上的人，他们从来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变革者，他们等待的不是一个光明的未来，而是一个满足利益的时机。一旦自我的利益得到满足，钻进了那个名为“机遇”的套子里，他们便会变换自己的嘴脸，他们会成为专制者手中最好用的工具，对准他们曾经的战友。宴会上的嘉宾们一呼百应的加入了这场盛大的派对，他们放弃美味的食物，放弃漂亮的妻子，放弃一切...“主人”以一个看上去再美丽不过的理由--一个都不能少，做一件最下流肮脏的勾当，因为它的潜台词是一个都不能走。这样的场面，你是否陌生？这样的记忆，你是否依旧清晰如昨？没有人会反对这场搜捕，因为人们--我们乐于变成“主人”手下最忠诚的猎犬，变成他手中最精准的猎枪。我们用牙齿撕咬同类，用子弹射杀一切逆反的生灵。我们宁愿被强大的主人所奴役，也不愿找一个模糊的，或许根本不存在的未来。不怪乎主人在听到佩帕那激情漫溢的演讲后深情的说上一句“真是美妙的一天。”对“主人“而言， 最美妙的并非是来自专制的大获全胜，而是由于民主的不战而屈。如果我们所有崇高的理想在与陈旧，腐朽，黑暗这些事物的对决中都能够以一种壮烈的方式战败，那么无疑这样的失败是异常光荣的。但是，我们的失败恰恰来自于自身机体中某些部分的背叛，这样的讽刺又只能让人发出一声长叹--
　　
美妙的一天，绝望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