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以80年代、90年代、当今3个时间跨度分层表现山乡的故事，最精湛的是前后都有真实的采访录像安置在表演影像的两端，结构既顺从了观众对时间的自然感知，又通过纪录的片段对表演内容进行呼应，若即若离，抬高了表演的真实性也拉近了观众对书记、对影片的亲密度。 从向书记第一次进入山村开始，清正廉洁的人物形象就一直没有变化，影片的戏剧冲突不来自于主角的个人形象，而来自于主角因个人形象所产生的极大诉求和现实的不符，即使向书记一直都是近乎圣人的形象，但正因如此，他对建设乡村攻坚扶贫的追求越强烈，现实这杆秤与他个人拉的弧度越大，这样的情况下，反而是向书记的个人影像形象越单纯影片的故事张力越大。 吕乐在堆砌向书记这样一个简单的形象时用足了匠心，从环境上看，山村里娶亲用的梯子、冬日的学校、计划生育下的家庭、收成不好的烟草……无数缜密的细节使影片有了真实的质感，吕乐在普通观众对于乡村的基本想象基础上扩展了很多难言难想的细节，这些片段都是接地气的、是本能地扎根在这片土壤里的，我们嗅不到这些泥土罅隙里的气息，吕乐一点一点地把他们掏了出来，像是土地自己在拍摄这部电影。绝妙的环境和气氛的营造下把向书记放到这个山村里时，更让影像表现了向书记沉甸甸的担子和他赤子之心的灼烈追求。 从人物上看，向书记的形象虽然单纯但并不单薄，一直不变的蓝布衫和其他农民一样，家人虽然对他的无私奉献有意见却也默默支持他，亲手扒下晚辈的领带，一句“你我都是农民，这样还怎么干活”在方言的特殊腔调下显得极具穿透力。他的清正廉洁是有厚度的，通过环境和角色自己的塑造使这些溢于言表的特质又像埋在土地里一样沉重。 如何保证在塑造形象高尚的同时避免假大空是观众都会捏一把汗的问题，吕乐在电影里呈现的质感、厚度将角色脱离影像的品质牢牢拉住不至虚浮，影片极大的真实度和亲密度也为角色形象的踏实打好地基。影片拍摄的是土地上朴素的故事，影像哺育土地的同时，土地也在导演的利用下完塑了整个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