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的人手上都沾着血 文 调反唱唱 波兰有句谚语是这么说的：“地狱之路是由善意铺成的”，好的出发点最后却导致毁灭，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影片的背景放在1970年代的丹麦，当时全国最大工会组织LO和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关系紧张，哥本哈根城郊一个叫克里斯汀娜的地方成立了一个所谓脱离政府，脱离欧盟的自由城，全国到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嬉皮士。影片除了一条新闻报道之外，没怎么提政治，这种政治环境只构成了一个背景，仅此而已，在温特伯格的电影里，政治永远不是主题，强调70年代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对于秩序、体面以及合理生活的渴望比以往更加明显。往往这种“致命”的渴望都是源于一种希望。 建筑学教授埃里克继承了父亲的别墅，因经济窘迫，他的妻子安娜建议邀请志趣相投的人一同居住，社员入社需经面试，缴纳不多的租金，公寓大小事宜的商榷需要全体成员在场，并全体投票才可一致通过，一个群居公社诞生了。接下来是短暂的狂欢，其中有一个被很多观众吐槽的裸泳场景，这群男女脱光衣服，跳入湖中假装很忘我的享受自由，这段拍的并不唯美，假模假式，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象征人与人之间隔阂以及界限的遮羞布已经剥光之后，原本的伦理体系被自由的氛围稀释，但它没有消失，的确存在。他们既是个体，也的确被家庭这个概念所捆绑，当这个小家庭的丈夫赤裸着身体搂着另一个小家庭里同样赤裸的妻子时，他们之间的界限真的被打破了吗？身体和环境氛围的自由与人们心中的自由真的可以划等号吗？ 其实，当每个选择都需要得到所有人的投票才得以决定的时候，自由已经不存在了，稍微的犹豫马上被跟风心理打得烟消云散。还有一个问题，当外在的条条框框突然消失，不再有外在的因素去干扰人们的选择时，他们反而无所适从了。很快公社的危机到来，埃里克爱上了自己的学生。 对于出轨，温特伯格给了这个行为一个不错的理由。他的妻子安娜是新闻主播，哥本哈根的红人，且性格温文尔雅，大家都喜欢她，在晚饭时，埃里克试图与她对话，却数次被他人打断，安娜沉浸在被围拥的状态里，对埃里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让他的丈夫感受到了严重的挫败感。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埃里克大发脾气，狠狠的羞辱了一个在建筑学作业中用了印第安人帐篷元素的学生。他歇斯里底的叫到：“你说的这个代表自由梦境的印第安人帐篷，和建筑学有什么关系？这根本无法让人深入的了解建筑的内部结构，我为什么要听你们这些无稽之谈，为什么要花时间听你们去秘鲁的经历，或者关于长笛音乐的琐事？”这段咆哮是埃里克心理活动的外化，这个主角的内心世界其实也只有这一次袒露，他的这番话很显然的说明了自己对于所谓乌托邦的厌恶，作为房屋所有者兼“自由公社”的创始人之一的他，不过是被妻子的无政府主义理想绑架了。说到底他也只是把建立公社作为一个可以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而已，以致于每当全体投票不符合他个人心愿时，他会首先攻击那个不缴纳租金的社员。 现在试想一下这样一个情境，社员中的一个人出轨了，他践踏自己妻子的尊严，无耻到邀请小三加入公社，投票结果会是什么。一秒钟都不用想，道德评判谁都会，但问题是，和人类并不完美一样，公社并不完美。那个厌恶这种群居生活的，公寓的所有者掌握了大家的生杀大权。那些没有缴纳租金的社员首先自己打破了公社的规矩，以致于和埃里克在争论投票的公正性时，低下了头。小三加入公社这个致命的决定，直接导致了妻子安娜的崩溃。就像鲁迅说的：“那把杀人的刀虽然在刽子手手上，但围观的人手上都沾着血”。 这部电影在问所有人一个问题：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没有绝对的参照点。《旧约》中的上帝和《新约》中的上帝不一样，《旧约》中的上帝非常残忍威严，在他那里没有哀求和宽恕，他要求人们对他所规定的原则绝对服从，否则就要下地狱。而《新约》里的上帝充满仁慈，心地善良，什么都可以宽恕。人类的确需要一个《旧约》中的上帝，那样可以有一个心中的天平，一个参照点，因为人类太虚弱无力了，我们都是囚徒，无法抵挡住诱惑，不管是情欲上的还是物欲上的，公社里的所有人都在对两种欲望缴械。这是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其实无可厚非，但至少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很多时候所有的出路都会产生罪恶，应该去选择没那么邪恶的一条。公社里的所有人都不傻，但都不敢去做出选择，这是他们的懦弱。 还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夫妻俩的孩子——14岁的少女弗莱娅。当她的父母拿出她作为挡箭牌企图说服投票者们让自己留在公寓时，她做出了让自己的母亲离开公社的选择。这一条路虽然残忍，但恰恰是在目前伦理困境中作出的最好选择。这个孩子很理性，她目睹了父亲的出轨，然后自我消化，自己去收拾信仰和价值观的一片狼籍。在投票中她又看穿了人类的本性，对母亲哭道“这个公社正在腐蚀你”，点清母亲了最好的出路。她是那个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努力弥补人类过错的清醒者。 本文刊于《看电影周刊》 ，转载请务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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