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11”恐怖袭击让整个美国为之战栗。对美国政府来说，最大的震动在于：策划袭击的恐怖份子是以合法的身份来到美国、学开飞机、用普通电话和普通网络电子邮件联络，最终成功地组织和实施了这次恐怖袭击的。 2001年10月26日，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签署颁布了国会法案——《爱国者法案》。这个法案以防止恐怖主义的目的，扩大了美国警察机关的权限。根据法案的内容，警察机关有权搜索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的记录等在常规情况下，它给与政府更大的权力对嫌疑人进行信息收集。如果政府有理由怀疑你涉嫌犯罪或恐怖事件，他们就可以对你进行大量的信息收集。它只是针对个别的。 “911发生后不到一周，NSA就决定对美国国内每个人都进行监视。后来他们就开始获取电信记录，之后又扩展到其他信息。就我知道的公司有AT&T，他们每天都会提供3亿2千万条记录。这个名为Stellar Wind的项目每45天会重新授权一次，我们将授权组织称为YES委员会。” 2006年，技术人员Mark Klein透露NSA窃听位于旧金山的AT&T公司，网络顾客Jewel等人因此起诉NSA。多年以后，该案仍处在诉讼的初步阶段，来自司法部的政府被告代表认为这起诉讼不需要联邦法院进行审理，鉴于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这两大部门能够提供更好的监督机会和办法来解决这些案件中所谓的全国范围内的监视政策所带来的问题，被告认为进行该诉讼程序必然会有泄露机密信息的风险。就像NSA局长说过的，这势必会严重损害国家安全信息的披露。 2007年8月1日，奥巴马解释了自己竞选总统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要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不能因为行事不便就忽视法律，这不是原来的我们，我们要再一次为世界树立榜样，向他们证明法律是不会受顽固的统治者所摆布的。 2011年起，NSA在犹他州布拉夫戴尔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拦截通讯信息储存站。 2012年美国NSA局长Keith Alexander在国会听证会上面对问询的回答： “NSA是否拦截了美国公民的电话谈话内容、谷歌搜索记录、短信记录、亚马逊购物记录、银行记录？” “没有。” “NSA需要哪方面同意才能拦截美国公民的通讯信息？” “在美国境内这由FBI负责，在美国的外国演员也是由FBI负责，但FBI可以和NSA或其他授权情报机构进行合作。但是要在美国进行这种规模的信息收集，我们必须要得到法院的许可，由法院进行授权。我们并没有得到授权，我们也没有进行过信息搜集。” 2013年国家情报局局长在参议院听证会的发言： “NSA是否搜集过数百万名或者亿万美国人的信息？” “没有。” “没有吗？” “不是蓄意的，有些时候可能不经意地搜集了一些信息，但没有蓄意搜集的行为。” 2013年6月3日，斯诺登在香港mira酒店和记者和美国纪录片导演劳拉·珀特阿斯、英国卫报专栏作者格伦·格林沃尔德、伊文·麦克阿斯基尔会面，劳拉·珀特阿斯架起摄像机对事件进行了8天的拍摄。 “我叫爱德华·斯诺登，29岁，我就职于夏威夷国家安全局的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在情报机构担任过系统工程师、系统管理员、中央情报局高级顾问、解决方案顾问、电信信息系统官员。” “像我一样的系统管理员或者基础设施分析员，我们的访问权限比普通国家安全局雇员高一点，普通国家安全局雇员的权限密码称为TS SI TK和GEMA，这些都是最高机密的象征Talent-KeyholeGema。它们都和国家安全局的任务核心有关系。如果是系统管理员，你可以拿到名为PRIVAC的特殊访问权限，不管你的职位等级是多少，各个权限的信息你都可以访问。” 斯诺登成为了公开告密第一人。 “新闻报道不能走偏，我不想让自己成为中心，这会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至于是否公布我的身份，用何种方式公布则由你来决定。我个人愿望是你直接说出我就是泄密的人。包括我最信任的知己在内，没有人了解我的意图。因为我而让他们被怀疑，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公平。只有你能阻止这件事，你要让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不是作为线人把我保护起来。” “这件事事关每个人。我不怕他们，他们可以把其他人打到闭嘴，但在我身上没用。如果这件事没人做，那么我会挺身而出。希望死了我这个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我知道风险，如果被捕了那就被捕了。 不管在身上发生任何事，你和格伦都要继续报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于我来说，归根到底是国家权力和人民反抗力量的抗衡。你知道政策是唯一能够限制国家权力的，如果我们被改变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反抗。一个人再厉害都不可能反抗政府机构和手握重权的人，甚至可能连里面最平庸的人都反抗不了。” “人们因为有了有可能正被监视着这一心理预期，造成思想受到了限制，言论变得小心翼翼。比起让我和其他和我一样的人承受思想受到约束的痛苦，我宁愿我个人承受牢狱之灾或者其他不好的结果，如果能为他人利益作出奉献，我个人也很高兴。” “奥巴马政府背弃了所做的承诺，在实现承诺上不仅偷工减料、行动迟滞，甚至还食言。通过查看无人机画面更坚定了我的决心。这些无人监视机其实都是一直跟在某个人背后的杀人机，它们就一直在某个人家附近。你收到的文件会是一个或者多个无人机监视不同国家的影像视频文件。”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某个地方有一个设施，是NSA和其他政府合建的，进行所有通讯信息的拦截。只要有信息传递的，不需要锁定目标就能自动提取通讯内容。还可以让其他人通过特定的关键词搜索你的通讯记录。这个系统还具有额外的未来搜索模式，如果此刻输入的搜索信息在将来某个时刻匹配的对象，就可以立即搜索到目标并报告你正在和别人进行通讯。” “SSO是特殊消息处理组，它的功能是对网络信息进行被动收集。包括美国国内的网络和国际网络。XKeyscore deep dive项目，这是一个前端系统，分析师用来分析搜集到的网络信息。通过这个可以进行倒带搜索，实时搜索。2011年，每一台装有这个系统的设备可以同时监控10亿台电话和网络。他们的搜集速度可以达到10亿字节每秒，这样的机器有20台。” CNN电视新闻：英国《卫报》报道美国法院秘密授权国家安全局对美国移动运营商Verizon公司的百万客户进行日常通讯记录的收集。这是一个政府用来收集所有美国人信息的计划。 CNN电视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报道了美国政府的另一项监视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直接接入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AOL美国在线、Skype、YouTube和苹果等九大互联网公司的中心服务器搜集数据，邮报说他们搜集语音、视频、照片、电子邮件、文档和连接日志，根据这些分析员可以掌握一个人的行踪和社交情况。 2013年6月10日的头条新闻：揭发了国家安全局监听电话和拦截网络信息的告密者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今日在镜头前现身。斯诺登称国家安全局权力的不断扩大让他心生恐惧，他非常坚定地要披露文件，这些文件不仅暴露了多个组织在监听电话记录，而且还透露…… 斯诺登同时还曝光了英国政府GCHQ的Tempora窃听计划。GCHQ从传输国际电话和网络信息的光纤电缆上获取信息，并将大量个人信息与NSA分享。 斯诺登在会面前一直通过加密邮件与劳拉·珀特阿斯进行交流。会面时为防止窃听，斯诺登用枕头堵住房间大门；为防止偷窥，用遮光布做的布套在头上操作键盘；酒店房间的网络电话都有内置的微型电脑，就算听筒坏了，你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对话。所以只要电话线插着就可以窃听。（坚决要拔掉电话线。） 在人权律师乔纳森·曼帮助下，斯诺登向联合国申请难民身份，香港的联合国难民事务办事处负责人说斯诺登有权利享有联合国难民署的保护。 201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以三项重罪罪名指控斯诺登，两项是根据反间谍法，并要求香港引渡斯诺登。 两天后，维基解密组织安排斯诺登离开香港去寻求政治庇护。 斯诺登试图从俄罗斯转机到厄瓜多尔寻求政治庇护，但莫斯科机场官员表示无法帮他办理转机，因为美国政府已经注销了他的护照，于是他被困在莫斯科机场。 2013年7月20日，英国政府迫使卫报销毁斯诺登在香港提供给记者伊文·麦克阿斯的与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GCHQ)相关的档案。 斯诺登在俄罗斯临时庇护的一年多以后，得到了俄罗斯的三年居留许可。 2014年7月，斯诺登相恋多年的女朋友Lindsay Mills来到莫斯科陪伴他。 到目前为止，斯洛登住在莫斯科。 斯诺登的愿望是住在一个有高度隐私权的国家。 德国柏林，由律师组成的国际群体聚在一起讨论斯诺登的法律状态，来自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BEN WIZNER律师说道：“因公众利益向媒体泄密和为私人利益向国外势力出卖秘密，两者在反间谍法上并无区分。所以，根据反间谍法，泄露的信息本身不应该隐瞒不能成为辩护理由。泄露的信息是为了公众利益以寻求改革，也不能成为辩护理由。即使法庭判决遭到信息泄露的项目是非法的或者违宪的，它仍然不能成为辩护理由。” 巴西参议院美国国安局监视事件听证会上，《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德说道：“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对其所作所为辩护的理由就是一切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保护民众，事实恰恰相反，很多文件和恐怖主义、国家安全并无联系，却和国家间的竞争，以及企业的产业、财政、经济问题相关。” 纪录片导演劳拉·珀特阿斯在美国是一名标准的“异见人士”，911之后她拍摄了美国三部曲：《我的祖国My Country》、《誓言The Oath》、《第四公民Citizenfour》。2006年，在拍摄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电影《我的祖国》后，柏翠丝被美国列入一份整日秘密监视名单，她的机票上被印上“SSSS”（ Secondary Security Screening Selection）的标记，为了防止她所拍摄的电影胶片在美国边境审查时被没收，她选择移居德国。 影片获得2015年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 “不受限制的秘密政策会对民主带来巨大的威胁。” “一个国家有秘密法庭、秘密调查，对每个美国人的通话都进行监控，但是美国公民对此却一无所知，这是对美国公民自由权利的最大侵犯。” “公民和政府间权利的平衡已经变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但其实应该是当选人和选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