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7月，伯顿在返回塞利尼之前，曾经伦敦录制了一次电视节目的采访，这段采访在他死后得以播放，而且还是反复播放，因为这是他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最后一段影像。在采访中，他流露出了明显的厌世情绪，似乎认为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在节目的最后，记者问他，“如果你有第二次生命，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你的生活可以重来一次，你会想要改变什么吗？”他回答说，“我不会改变任何事，因为我一直过着最不可思议的生活。”这是他留给公众的最后一句话。一如既往地符合他的风格，这是他给自己的盖棺定论。他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名字写在水上的人，根本不在乎他未来的影史地位，千秋之名；也从来没有想过像奥利弗和保罗斯科菲尔德那样把生命献给剧院，登上艺术殿堂的宝座封神封圣。那么，当他回首自己这辈子所做的一切事，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了。他也真是想开了，释然了。他在最后能够把没有奥斯卡，没有封爵的这两样遗憾彻底放下了，我倒是挺替他开心的。因为在81年费城的那次采访中，他还对此耿耿于怀，说好莱坞不给他奥斯卡是故意作梗，和他在50年代拒绝上黑名单有关，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滑稽可笑的是，《柏林谍影》的导演马丁里特最开始讨厌伯顿，就是因为他当初上黑名单时，伯顿没有为他说话。这是一笔糊涂账，目前我还没有发现伯顿与这件事的具体关联是什么。我只是从记者的这最后一问里，感觉到了深切的悲哀——伯顿在最后这个月里所表现出来的极为浓重的厌倦，厌世，很明显是抑郁症复发了。我觉得如果是他的亲友，同情他关心他的人，看到他这种情绪，也不应该提到任何和死亡相关的话题。然而媒体人眼里没有良知和怜悯这两样东西，他们需要的只是制造爆点，引诱被采访者说出让观众感兴趣的答案，所以他们要问出最能刺激观众兴奋点，满足公众好奇心的问题。你会问一个绝症病人，“你如果可以重活一次”这样的问题吗？正如这个记者明明看到他如此消沉绝望，还要问他这样一个问题。像不像他在74年时，内外交困，感情破裂，病痛缠身，苦苦支撑的情况下所拍摄的《大王龙》里，那两句充满恶意的台词？“像你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那名坐在办公桌前鄙夷地看着他的官员如此问道。他对面的伯顿满脸病容，憔悴衰败。伯顿愣了一下，那一刻真让我想起了44年初在牛津校园，内维尔对于他的莎剧处子秀的表演做出的评价，“仿佛全世界的所有痛苦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眼睛里了。”面对这个问题，伯顿苦涩地反问道：“所以，我应该选择自己去死吗？”似乎全世界都看不下去他的悲剧继续下去了，而他自己却认为，“似乎人们不想再看到一个混蛋在银幕上说话了。”他在拍最后一场戏时病重昏迷，好不容易被抢救过来。住院一个半月之后，他在在大量镇定剂的帮助下，由两个保镖的搀扶着走出医院。这时候蜂拥而上的媒体开始问那些戳他痛点的话，最讽刺的是其中一句是，“你有没有得肝硬化？”我觉得如果我是伯顿，我会叫我的保镖去揍这个嘴贱的家伙。他还在乎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再说这种事又不是没有发生过。狗仔队的鼻祖大人说过，他曾经被伯顿的保镖用棒球棍打过。他没脸说出他当时具体问了伯顿什么问题，才让一贯在媒体面前百般忍耐，很有克制的伯顿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当然，残酷的事情不仅仅是这么一点。媒体不但在他进行最后的苟延残喘时如此“关心”他。甚至在他死后也表示这不算太大的意外，很多人都觉得他早就该死了，对于他能撑到现在才是真正的意外。他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却这样被媒体长期地盼着死亡，是因为嗅觉灵敏的媒体认为，公众已经看不下去他的悲剧有更多延续了。因为每过一年，他的容貌都会衰老好几岁的样子，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会更加糟糕。到了最后两年，镜头前的他已经像一具空壳了。他并没有彻底躲起来，把自己不体面的衰老掩藏在公众的视线之外，就像很多年轻时以美貌著称的男女明星那样刻意保持神秘感，让观众心目中的他们永远是美丽的，从而永久地保存体面。其实我很好理解他为什么从来都没有退出影坛，尤其是在事业滑坡，自己已经很有钱，不需要再出来为钱奔波的情况下见好就收，及时止损。那是因为他就是厌憎自己的，他一点也不在乎自己衰老丑陋的一面被世人看到。就像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话总是理直气壮，好像对于他的那些坏名声和坏行为毫无悔悟那样。他的人生就是比其他明星要完整，既有英俊迷人的大众情人理查德伯顿，也有衰迈苍老的过气明星理查德伯顿。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活到七老八十，所以他毫不介意地把他七老八十的样子放在镜头前给公众提前看到。看看吧，这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天才，多年的自我放纵之后的报应，这些都是他该得的下场——在全世界人的眼里，在镜头前一点一点老去，死去。而且，到了最后他也死不悔改，他喜欢他这辈子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就是这样，是不是很洒脱？1974年《大王龙》的剧情截图，他当时病得太厉害，只能尽量多拍坐着的戏。在这一幕戏里，我甚至能听到他因为疼痛难忍而发出的吸冷气的声音。